❶ 民族大義是什麼
民族大義是指當民族危機深重，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臨危不懼，乃至獻出生命，格守民族忠義氣節。在國與國交往中，就會勇於維護祖國的尊嚴，為國增譽的精神。
民族指在文化、語言、歷史與其他人群在客觀上有所區分的一群人，是近代以來通過研究人類進化史及種族所形成的概念。
(1)中央西南訪問團第二分團擴展閱讀：
由於歷史的原因，一個國家可以有不同民族，一個民族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裡。一個國家也可以有多個民族。現代的民族概念，可以是以國度為區分的人群，也可以是單指有共同的文化概念，而沒有共同的語言、歷史來源的人群。
現代同一個民族可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同一個民族也可有不同的歷史淵源，不同的民族也可用相同的語言；不同的民族也可在後期融合成新民族。
❷ 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籌建與發展歷程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西南局。
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西南局第一書記，劉伯承為第二書記，賀龍為第三書記；同時任命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賀龍為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治委員，分別統籌進軍西南和管理建設西南的黨政軍工作。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正式成立；
1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共中央西南局組成人員的通知，任命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宋任窮、張際春、李井泉、陳賡、王維舟等21人為委員，鄧小平、劉伯承等6人為常委。 重慶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南局進駐重慶辦公，先後設立的內部組織主要有：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財經委員會(後改為財經工作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職工工作委員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農村工作委員會(後改為農村工作部)、外事委員會、保密委員會、黨校、西南日報委員會、西南工作雜志委員會、文教工作組、人民武裝委員會、國際指導委員會、民族工作委員會、直屬機關委員會等。鄧小平、劉伯承調中央工作後，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又決定宋任窮、張際春、李井泉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副書記。
中共中央西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區的代表機關，對西南的重慶和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一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實行全面領導。此間，正是西南地區社會經濟發生巨大歷史變革的重要時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各項方針政策的同時，還結合西南地區的實際，創造性地制定、頒布了一系列符合西南地區實際情形的方針路線、法規法令、政策措施，全面領導了西南地區的各項重大運動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斗爭，對西南全境的解放、人民政權的建立、社會經濟秩序的恢復和發展、各民族間的團結與進步，都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由於重慶是當時的西南大區所在地，是大區直轄市和中央直轄市，因而設於重慶、冠以「西南」二字的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政(行政)委員會外，還有眾多的西南大區一級的機關、團體、學校、商場設於重慶，如1950年2月22日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鄧小平，1955年5月撤銷)，以及此後成立的「西南人民紡織公司」、「西南人民廣播電台」、「西南人民圖書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西南團校」、「西南師范學院」、「西南人民出版社」等等。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西南全區性的各種會議在重慶召開。所有這些都表明：解放初期的重慶，繼承了其歷史上作為西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方面的中心地位，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依然發揮著其西南地區中樞與核心的作用。
❸ 我國是什麼時候開始區分各民族的
我國確認「五十六個民族」是在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這一階段。
56個民族包括：
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苗族、彝族、壯族、布依族、侗族、瑤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薩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東鄉族、納西族、景頗族、柯爾克孜族；
土族、達斡爾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錫伯族、阿昌族、普米族、朝鮮族、塔吉克族、怒族、烏孜別克族、俄羅斯族、鄂溫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爾族、獨龍族、鄂倫春族、赫哲族、門巴族、珞巴族、基諾族共56個民族。
(3)中央西南訪問團第二分團擴展閱讀：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是，我國究竟有多少個民族，各民族的族稱是什麼，對於這些，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歷朝歷代都沒有搞清。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組織力量對民族成分、名稱進行辨別，這就是民族識別。經過努力，科學地理清了我國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構成，確認了56個民族成分。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梳理了錯綜復雜的民族源流和現狀，科學地鑒別了我國現實的民族成分，基本上認定了黨和國家實行民族平等，進行民族工作的對象，從而為黨和國家制定和貫徹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和堅實基礎。
我國的民族識別，不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也為我國民族工作和民族學科的發展積累了寶貴財富，在我國民族工作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❹ 1951年中央訪問團贈徽章 發行多少枚 什麼歷史
1951年中央訪問團贈銅鍍金毛章（用四川銅圓改制，邊緣多不平整）直徑2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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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9月間，黨中央政務院心繫老區人民，組織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據地（江西、福建、蘇南等地）大規模訪問團。由周總理親自主持組團!團長是內務部長謝覺哉同志!共分:中央蘇區及湘鄂贛川陝等八個分團!代表團的成員由中共中央機關和政務院各部門選派的!這是建國以後黨和政府第一次派出訪問團對老革命根據地人民進行慰問，據說是頒發給志願軍的。
❺ 請問老師們1950年「中央訪問團贈」徽章收藏和經濟價值幾何，謝謝！
您的這一個紀念章，是典型的現代的仿古工藝品紀念章，市場上一般喊價在20元左右，超過這一個價格，市場上可以大量供應的；市場上常見不法商人，拿著這樣的，冒充老的紀念章真品，高價銷售，千萬要注意！
❻ 1949年6月11日-黨中央決策，抽調三萬八千名幹部南下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把軍隊變為工作隊》，明確指示：「今後將一反過去20年先鄉村後城市的方式，而改變為先城市後鄉村的方式。軍隊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
隨著軍事上的全面勝利，全國各地處處需要幹部。二野入川，解放這片遼闊的中國腹地和一座座西南商業城市後，要迅速建立新政權、鞏固勝利成果。但接收和管理城市需要大量幹部，幹部隊伍從哪兒來呢？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鄧小平對幹部配備問題早有思考。二野南下時，從太行、太岳等地帶來一批幹部，鄧小平準備把這批幹部帶到大西南，但沒有如願。二野佔領南京後，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向鄧小平提出，福建也缺幹部，希望把太行、太岳帶來的幹部都給福建，並說可以讓一部分山東的支前幹部隨二野去西南。鄧小平顧全大局，爽快地同意了。他對有疑慮的二野同志說，我們再另想辦法解決幹部短缺的問題吧。
解決幹部隊伍不足的問題，鄧小平的構想是，黨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蘊育在人民群眾之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幹部來源蘊藏在解放軍和已經解放的追隨革命的城市工人和青年學生先進分子之中，要利用京、滬、蘇南等地人才薈萃的優勢，吸收一部分大學、中學的學生和專業 科技 人員，組成隨軍幹部隊伍進入西南。
1949年5月30日，鄧小平給中央發電報，鄭重提出：「擬從華東局抽出一部分幹部，估計數目有限。我們准備動員一批京滬學生入川，中央有無此項准備，請告。」
中共中央贊同鄧小平的建議，於6月11日發出《中央關於准備抽調三萬八千名幹部問題的指示》，這是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第二次全局性與戰略性的幹部大配備和大調動。其中，《指示》就關於進軍西南的幹部來源明確規定：一、尚未分配工作的冷楚部隊的300人交二野使用。二、從南京現有3000名幹部中抽調一部分，加上抽調蘇南工人和知識分子成分的黨員配足2000人去西南。三、從滬寧吸收6000名大中學生及工人職員去西南。四、再由山東分局調1200人，華北局調1500人，東北局調100人，西北局調1000人，川干隊的300餘人調回四川。不足的由二野部隊幹部抽調。按照中央的方案，二野還要自行解決一萬名入川幹部。
鄧小平、劉伯承把貫徹黨中央進軍大西南的決定，解決新解放區幹部問題，放在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時代大背景下加以通盤考慮，做出組建西南服務團的重大決策。
1949年6月12日，在二野前委會上，鄧小平、劉伯承傳達了中央的戰略部署，決定從中央和革命老區選調一批新聞、郵電、 財經 、公安等方面的幹部作為骨幹力量，同時招收上海、南京、安徽的大中學生、青年職工，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
鄧小平說，解決西南幹部缺額的計劃，我們要結合具體實際，創造性地去執行。剛解放的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等地區，經濟文化較發達，是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就在這些地區招收一批進步的大中學生和技術人員，以他們為主體，再配以老區幹部為骨幹，跟隨二野進軍大西南，以適應今後解放西南、建設西南的幹部隊伍需要。
在研究這支南下幹部隊伍名稱時，鄧小平特別強調：「叫西南服務團好，叫服務團更能體現和符合為西南人民服務的宗旨。」
以往，解放一地後的隨軍人員與後方對前方部隊的支援統稱「支前」，即支援前線。隨著革命形勢發展和解放區不斷擴大，對從事新解放區的接管，以及負責黨、政等一系列工作的隨軍幹部隊伍便有了如「平津南下工作團」「晉綏南下工作團」「冀魯豫南下幹部支隊」等。
鄧小平在確定隨軍到西南這支隊伍的名稱時頗費心血：過去的「南下」，有兩層含意，一是幹部來源於「南」，二是由「北」到「南」去。至於「工作團」則未能直擊「服務」本質及使命的長期性。鄧小平親自命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明確提出幹部所要去的地區是「西南」；明確此去的種種工作都離不開「為人民服務」的根本指導思想，而「服務」是長期的、終生的。
鄧小平、劉伯承確定由宋任窮、張霖之、曹荻秋、彭濤、萬里、段君毅等負責具體籌建工作，西南服務團按軍事編制，列為進軍大西南的第五梯隊，隨戰斗部隊同步進軍入川。鄧小平將在浙皖支前的華東支前司令部四個前方辦事處的3000名老幹部召回南京，全部編入西南服務團作為基幹，為西南服務團的統籌組建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
西南服務團的主力骨幹，就是這支隨第三野戰軍由山東出發的華東支前司令部所屬各部的幹部。在戰火紛飛中，這批幹部負責後勤保障，經受了各種艱難困苦、血與火的考驗，有著與群眾打成一片的革命本色和發動群眾、凝聚合力的豐富經驗。他們曾組織百萬民工推著獨輪車為前線部隊運糧草、送彈葯，陳毅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區人民用獨輪車推出來的」。當勝利的霞光映紅，他們滿懷喜悅心情准備返回山東建設家鄉之時，接到參加西南服務團的命令，二話沒有，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南京。
為了組建西南服務團第一團，鄧小平此前親赴上海，在華東局會議上提出此事，得到三野司令員、上海市市長陳毅的大力支持。陳毅還和粟裕在上海天蟾大舞台主持動員大會，號召全市300多所學校和50多個行業、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投身解放大西南的行列。鄧小平又特派華東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員、中共江淮區黨委書記曹荻秋在大夏大學成立上海西南服務團團部，公開招生並負責安置和接待。
滬寧線上、皖南城市青年踴躍報名，參加西南服務團的熱潮席捲院校、工廠、機關，報名的人排成長龍，總數達兩三萬人之眾。在參加西南服務團的青年中間，有的曾參加反抗國民黨腐朽統治的遊行和進步活動，剛從國民黨監獄中被解救出來；有的隨長輩准備舉家前往港台，在臨上輪船和飛機前止步，毅然轉身投奔西南服務團；有的瞞著家人，改姓前來報考；更多的大學、高中應屆畢業生放棄了就業或升學機會，堅決投身革命；還有兄弟姐妹、師生、夫妻、情侶聯袂報名……他們以積極的革命行動迎接解放。
6月12日，西南服務團第一團在上海成立，曹荻秋兼團長，張慶林任副團長。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到9月底，上海市共招收青年學生、職工和文藝工作者4800多人。 下設第一支隊（川東支隊），後擴建為璧山、大竹、萬縣和涪陵四個支隊；第二支隊（學生支隊）；第三支隊（職工支隊）；第四支隊（華東革大）；第五支隊（重慶支隊）；第六支隊（公安支隊）。
6月25日，西南服務團第二團在南京成立，彭濤任團長，在南京共招收青年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3000多人，下設第一支隊（雲南支隊）、第二支隊（川南支隊）。7月12日，由1000多人組成的蘇南分團在無錫成立，宋學武任團長。8月4日，皖南分團宣告成立。西南服務團總團長是宋任窮，總團領導成員有張霖之、曹荻秋、彭濤、段君毅、李大章、萬里、馬繼孔。
西南服務團從構思、請示、籌劃到正式在上海組建，僅用了半個月時間。截至9月中旬，編入西南服務團序列的人員達17000多人。
新中國成立在即，但服務團中很多人對新中國的建國綱領和基本政策並不很了解，為了讓這些青年學生、職工明確革命理想和目標，掌握黨的方針政策，鄧小平、劉伯承等二野首長為服務團的幹部學員講授了革命理論、形勢任務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等。二野其他主要領導幹部也親臨集訓現場，以演講、作報告的形式對學員進行革命教育。一系列的授課，給學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初步樹立了他們革命的人生觀、價值觀，明確了知識分子要走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主動自覺地進行思想改造，從而奠定他們參加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
❼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歷史意義
西南解放後，第二野戰軍遵照毛澤東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關於「黨和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在城市和鄉村消滅國民黨的反動武裝力量，建立黨的組織，建立政權」的指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領導下，除以一部兵力進軍西藏，完成解放祖國大陸的偉大事業外，將部隊實行徹底分散，分區包干，擔負參加城市接管、開辟農村工作和剿滅土匪等任務。各部隊在參加城市接管和開辟農村工作中，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西南局的具體指示，充分運用我軍過去的經驗，相信和依靠群眾，積極努力地工作，至1950年12月，西南地區各主要城市的接收工作即順利結束；普遍建立了縣區政權，並發展地方武裝250萬人。
在我軍集中力量進行城市接管和開辟農村工作的時候，美蔣匪特會合西南反動封建勢力，糾集舊軍官、散兵游勇、慣匪流氓，乘隙到處組織反革命武裝暴亂，發動土匪游擊戰爭。據此，中共中央西南局於1950年2月初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對剿匪斗爭進行了具體部署。在地方黨委一元化領導下，參加剿滅土匪的各部隊貫徹黨中央制定的「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發動群眾三者相結合」的方針，執行「首惡者必辦，協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經過一年多的艱苦鬥爭，殲滅土匪100餘萬人，從而粉碎了美蔣反動派妄圖在此建立「大陸游擊根據地」的陰謀，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為了打擊西藏地方反動政府的軍事力量阻止我軍解放西藏的企圖，促其內部分化，爭取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1950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和第二野戰軍司令部聯合發布了進軍西藏的政治動員令。10月6日，我軍發起昌都戰役，殲滅藏軍5700餘人，並爭取了藏軍第9代本的起義和昌都點督率4個代本及點署機關的投誠。
我軍解放昌都，特別是黨中央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促進了西藏當局內部的分化。1951年1月4日，西藏當局派阿沛·阿旺晉美等5人赴京談判，達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策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根據《協議》，我人民解放軍第18軍軍長張國華，政治委員譚冠三率領所部和雲南軍區部隊一部所組成的進藏部隊，於8、9月間先後出發，10月底相繼進抵拉薩及日喀則、江孜、阿里、察偶、改則等地區。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一行及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與進藏部隊在拉薩舉行大會，慶祝西藏和平解放。至此，我軍勝利地完成了祖國大陸的統一大業。
1950年5月，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第二野戰軍和所屬兵團的番號取消，其所屬部隊歸西南軍區建制。
第二野戰軍在歷時4年的解放戰爭中，轉戰於晉冀魯豫、中原、華東、西南各地區，以21．5209萬人的損失，換取了殲滅國民黨軍221．8134萬人（不含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殲滅日偽軍的5萬餘人）、俘敵將級軍官195人，繳獲飛機45架，艦艇21艘、汽車5803輛、各種大炮16097門、各種槍114．6948萬枝的輝煌戰果，並殲滅土匪114．5萬餘人，出色地完成了黨和人民賦予的偉大歷史使命 。
❽ 開國大典上為什麼要54門禮炮齊鳴28響
54門禮炮的准確含義應該是指參加政協會議的54個單位，或曰45個單位加特邀人士的9個方面(或小單位)，它象徵的是中國人民空前的大團結。此外，當時的禮炮總共數量應該是有108門，兩邊各放54門，一邊填裝，一邊發射，以便連續鳴放。
有關54門禮炮代表54個民族的說法是錯誤的。下面所附的資料，一是來自《檔案大觀》，二是來自曾親自參與建國來民族識別的施聯朱教授，可以證明在1954年，我國識別出來的少數民族僅有38個，到1964年方才又識別出15個新的少數民族，之後由於文革的原因，民族識別的工作停滯，直到1979年基諾族被識別為第55個少數民族。由這一過程可以下一結論，在開國大典前後，中國並無54個民族之說，凡是與54個少數民族的說法皆是錯誤的。
附：
施聯朱，1920年生於福建省福清市。
1950年，考入首都燕京大學攻讀民族學碩士研究生、兼任助教，開始從事民族研究工作。先後參加政務院調查組，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調查「土默特旗縣並存」的問題；參加由北大、清華、燕京三所大學師生組成的調查組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調查蒙古、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族的歷史與現狀；兩次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到過海南島、粵北、內蒙古、東北等地的少數民族地區慰問，並對蒙古、達斡爾、朝鮮、赫哲、錫伯、黎、苗、瑤等民族進行調查。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調入中央民族學院，成為新中國專門培養少數民族人才的最高學府的最早教師之一。
40多年來，施聯朱共編寫和主編了20多部專著，其中《中國的民族識別》1996年獲國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舊中國究竟有多少個民族？誰也說不清楚。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名稱多達400多個，僅雲南一省就有260多個。
今天，中國有56個民族，世人皆知。但是，很多人卻並不知道，中國的56個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個民族名稱，經過長期、大量的科學調查和甄別而最終認定下來的。那麼，民族識別的緣由是什麼？其過程又如何？這是各國學者和廣大讀者所矚目的問題。為此，本刊記者特此專訪了我國著名民族學家、曾經專門從事過民族識別調查工作的施聯朱教授。
據施聯朱教授介紹，早在1950年——1952年，中央先後派出西南、西北、中南、東北和內蒙古等民族訪問團，分赴各民族地區進行慰問，宣傳黨的民族政策時，那時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識別問題，因為一些長期深受民族壓迫、不被承認或被迫隱瞞自己民族成份的少數民族，在這時紛紛要求承認他們的民族成份。
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匯總登記的民族名稱多達400多個，僅雲南一省就260多個。要落實黨的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的民族政策，諸如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里，落實少數民族代表名額、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幫助發展民族經濟、開辦民族學校、發展民族文化等，就需要把民族識別作為首要解決的民族工作任務之一盡快提上了議程。對於這些眾多的待識別族體，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漢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數民族；對於少數民族，還要進一步弄清他們是單一的民族，還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自50年代初開始，黨和國家組織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對待識別族體的族稱、族源、分布地域、語言文字、經濟生活、心理素質、社會歷史等進行了綜合調查和分析研究，並在充分尊重該族體人民意願的基礎上，科學地甄別其民族成份和族稱。大體上，我國的民族識別工作，經過了四個階段。
遵循「名從主人」的原則，族稱要由各民族人民自己確定，這是他們的權利。
第一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1954年，是民族識別的發端階段。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識別調查小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調查研究畲民族別問題，認定畲民既不是漢族，也不是「瑤族的一支」，而是一個單一的少數民族。同年，在中央民委領導下，由中央民族學院派出了達斡爾族別調查組，分赴黑龍江、內蒙古達斡爾地區進行民族識別調查研究，確認達斡爾人是一個單一的少數民族，而非蒙古族。在新疆的民族識別工作中，對新中國建立前強加於俄羅斯人帶有侮蔑性的稱呼「歸化族」，正名為俄羅斯族；把國民黨統治新疆時期認定的、從南疆遷至伊犁的「塔蘭其」族，定名為維吾爾族；1954年把「索倫族」改為達斡爾族。
在這一階段，經過識別和歸並，從400多個民族名稱中，初步確認了38個少數民族的族稱。其中除已公認的蒙古、回、藏、維吾爾、苗、瑤、彝、朝鮮、滿等民族外，新確認的族稱有：壯、布依、侗、白、哈薩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東鄉、納西、拉祜、水、景頗、柯爾克孜、土、塔吉克、烏孜別克、塔塔爾、鄂溫克、保安、羌、撒拉、俄羅斯、錫伯、裕固、鄂倫春等。
第二階段，從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識別的高潮階段。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雲南民族識別調查小組。在雲南260多個民族名稱中，只有少數屬於識別其為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的問題，而大量的則是屬於民族支系的歸並，確定其是單一的少數民族，還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問題。其中工作量較大的是對彝族和壯族支系的歸並。1954年在雲南操彝語、並擁有各自不同的他稱或自稱的族體約300萬人，分為數十種支系。從語言的音位系統和語法結構以及經濟生活、社會文化諸如火把節、族長制、同姓不婚、火葬遺址、祖先靈台、巫術、多神崇拜等方面看，他稱或自稱的「土家」、「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納查」、「大得」、「他魯」、「水彝」、「咪哩」、「密岔」、「羅武」、「阿車」、「山蘇」、「車蘇」等數十種族體，都基本相同或相近於彝族所具有的普遍特點，因而被確定為彝族的支系，而不是單一的少數民族。把文山地區的「儂人」、「沙人」、「天保」、「黑衣」、「隆安」、「土佬」等不同稱呼的族體，則歸屬於壯族支系；把「糯比」、「梭比」、「卡都」、「碧約」、「拉烏」等歸屬於哈尼族支系；把居住在洱源的自稱「白夥」的「土家」人歸屬於白族支系；把「黑浦」(「擺彝」)歸並入傣族支系。總之，把雲南260多個不同族稱的族體，歸並為22個。
新中國建立前，貴州就有100多個民族名稱。1950年中央派遣民族訪問團到貴州工作時，省內各地報來的民族名稱共有80多個。民族識別調查組對這80多個族體進行了調查研究，並對其中大部分初步劃分了歸屬，但有20多個尚未最後認定，如「穿青」、「南京」、「喇叭」(湖廣)、「黎族」(里民)、「六甲」、「(兜)」、「東家」、「西家」、「繞家」、「蔡家、「龍家、「莫家」、「木佬」、「睤睟」等。民族識別調查組還到安順、畢節等地區進行「穿青」人的民族成份識別調查研究。
1956年經過調查研究，國家又正式公布了仡佬族的名稱。同年，中央民委派出湖南土家族識別調查小組，確認土家為單一的少數民族。
1964年，對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記的183個民族名稱，又經過識別調查研究，新確認了15個少數民族，將74種不同名稱歸並到53個少數民族之中，還有幾十種在識別過程中自動撤銷原登記的民族名稱。至此，已填報的族體的識別工作得到了基本解決，還存在的有待於識別的族體已為數不多了。
第三階段，從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識別受到干擾的階段。
1965年確認了珞巴族為單一的少數民族。珞巴族居住在西藏自治區東南部的洛瑜地區。「珞巴」是藏族對他們的稱呼，意為「南方人」；其內部有「博嘎爾」、「崩尼」、「崩如」、「寧波」、「邦波」、「德根」等不同自稱或他稱。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一種獨立語言，無文字；信仰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具有與周圍的藏族不相同的民族特點，因而珞巴確認為單一的少數民族。
貴州省從1965年起，先後在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順地區進行了一年多的民族成份調查研究工作，主要對「革兜」、「東家」、「木佬」、「三鍬」等人們共同體進行初步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期間，民族識別工作和其他民族工作一樣，被迫停止了十多年。
許多少數民族「返本歸原」，成為統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員。
第四階段，從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識別的恢復階段。
1979年確認基諾族為單一的少數民族。1萬餘人的基諾族居住在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縣攸樂山，自稱「基諾」，古稱「攸樂」。此地家喻戶曉地流傳著基諾、漢、傣、哈尼(另說還有布朗)同出於一個大葫蘆的神話傳說，反映了基諾同漢、傣、哈尼等民族在遠古時代的密切關系。語言屬藏緬語族，語法結構接近彝語支、緬語支，都有明顯的對應關系，但在語音、詞彙、語法上有自己的特點。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頭)、寨母(「卓色」、「老菩薩、大齋)等古老氏族長老，保留了對偶婚和群婚殘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習慣等，因而認定基諾族為單一的少數民族。
貴州自1981年起，再次展開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調查研究工作。將7千餘人的「繞家」、4·1萬人的「東家」和3·7萬人的「南龍」(其中包括1萬多人的「龍家」，他們自認為白族)歸並於苗族；將3萬餘人的「睤睟」歸並於毛南族；有60多萬人的「穿青」，仍維持原來族屬識別的意見，劃歸漢族。在湖南省西南部，有一部分漢人，因長期與少數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受少數民族的影響，有一些特徵發生了變化，如「哇鄉人」、「本地人」和「梧州瑤人」，他們要求承認為單一的少數民族。經過識別調查研究，確認他們不是少數民族，而是漢族的一部分。
1985年，有人認為新疆阿勒泰的一部分蒙古人是「圖瓦人」，經過調查研究，他們不具備單一民族的條件，而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間，廣西壯族自治區還識別了涉及20個縣市、50多個鄉鎮的10個少數民族，共10萬人。
有些族體在劃歸某一少數民族之後，也出現過重新提出要求作為單一少數民族的情況，如雲南的「苦聰人」和「摩梭人」。經過重新識別調查，仍維持原來的意見，「苦聰人」為拉祜族的支系，「摩梭人」為納西族的支系。
有些少數民族的族稱，是漢族或其他民族對該民族的他稱，有的甚至帶有侮辱性質。新中國建立後，為了尊重少數民族人民的意願，對廣大群眾提出更改族稱或更改族稱譯寫所用漢字的，都本著「名從主人」的原則作了更改。如1963年4月改「佧佤族」為佤族，1965年10月改「癎亻童族」為壯族，1985年9月改「崩龍族」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難族」為毛南族。
自1982年以來，全國提出要求恢復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有500萬人，已恢復和更改的有260萬人。其中主要是居住在遼寧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區的滿族；湖南、湖北、貴州、四川四省邊界地區的土家族；湖南、貴州兩省的苗族和侗族；貴州、雲南兩省的其他一些少數民族。
截至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止，正式確認中國有56個民族。
附2：
開國大典54門禮炮代表什麼？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隨著毛澤東主席的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天安門廣場上，軍樂隊高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與此同時，54門禮炮齊鳴28響，如報春的驚雷，將開國大典偉大、庄嚴、團結的氣氛推向了高潮。
人們不禁要問：按照國際慣例，重大典禮上最高的禮儀是鳴禮炮21響。為什麼新中國開國大典要鳴28響？！54門禮炮又代表什麼？！有的外國記者猜測28響代表的是28位開國元勛，有人認為是毛澤東(繁體字)名字的筆畫，有人聯想到易經、愛情……。但中國人卻比較一致地認為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奮斗的28年。有人寫文章說，毛澤東在政協會上說要放28響，未做任何解釋，就讓在大典籌委會工作的華北軍區司令部作訓處長唐永健起草個說明，唐也不問，就寫了代表中國共產黨誕生28年，毛澤東看後立即簽上了名字。人們也基本認同了這一說法。
至於為什麼用54門禮炮？！由於當時並沒有對外解釋其代表意義，引起各方面的種種猜測，至今仍是眾說紛紜。最為流行的一種說法是54門禮炮代表當時已知的中國54個民族，果真如此，當時確定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名單時為什麼只選了13個少數民族的23位代表呢？實際情況是，建國初期人們包括籌備會的領導們並不太清楚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民族。直到1953年7月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後，能列出名稱的少數民族也只有51個，加上漢族是52個。可見開國時用「54」代表已知的中國54個民族之說不能成立。
也有人認為「54」代表當時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各個單位，但數來數去，只數出45個單位和特邀民主人土，似乎無法自圓其說。
帶著疑問，我們查閱了有關資料，原來，禮炮儀式起源於中世紀的法國，一次在奧格斯堡歡迎凱旋歸來的皇帝時，決定鳴放禮炮100響，但在鳴放時數錯了，鳴了10l響，以後101響就成了盛大慶典的傳統。在外交禮儀中鳴放禮炮源自英國。17～18世紀，英國是「日不落」的頭號殖民帝國，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每當英國軍艦駛過別國炮台或港口時，都要求對方鳴炮向它致敬，以示對它尊重和屈服，英艦只鳴炮7響，卻要求對方鳴炮21響。隨著殖民地一個個走向獨立解放，英艦也改鳴21響，以示平等。現在一般歡迎外國元首鳴放禮炮21響，歡迎外國首腦鳴放禮炮19響，歡迎外國副首腦放禮炮17響。
再看當時的有關報道和檔案資料。首先發現在新中國開國大典前，鳴放禮炮時曾出現過49響和54響。1949年7月7日在北平舉行的紀念「七七』』抗戰大會上鳴放禮炮49響。7乘7等於49，在這個特定場合，49響明顯代表的就是「七七」抗戰。同年9月21日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時鳴放禮炮54響，象徵意義與這次會議的組成形式有關，下文將作詳解。如追溯得遠一點，1929年6月在南京舉行孫中山奉安大典時，曾鳴放禮炮101響。說明歷史上鳴放禮炮也是不拘一格。
1988年中國革命博物館(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在收藏開國大典禮炮時，曾專門訪問過原開國大典受閱炮兵總指揮兼禮炮隊總指揮、華北特種兵副總參謀長趙大滿(後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和負責禮炮隊組建訓練的華北特種兵作戰科副科長韓懷志(後任兵器工業部副部長)等同志，了解當時的情況。趙大滿同志回憶說：「為何放28響？毛主席告訴唐永健同志，28響代表了革命28年」。韓懷志同志告訴我們，開國大典當天上午閱兵總指揮聶榮臻同志來檢查禮炮隊的准備工作時，曾這樣激勵他們說：「54門炮代表政協各大小民主黨派，28響是代表中國共產黨28年，意義非常重大……」
由此可知，開國大典時鳴禮炮28響代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28年，這是毛主席定下來，並向唐永健作了明確解釋的；54門禮炮代表參加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54個單位。這些情況，當時的有關領導應該都知道，只是未公開解釋過，以致後來有所誤傳。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時，人們尚不大清楚中國究竟有多少個少數民族，如果清楚，不可能只推選出13個少數民族的代表。直到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1956年正式公布)時，能列出名稱的少數民族只有51個；1960年後經過民族識別，又確認了普米族和門巴族；1965年識別確認了珞巴族，這是中國人口最少的單一民族，只有2000餘人；1979年6月又正式確認基諾族為單一的少數民族。至此，基本確定了中國56個民族大家庭的框架。有人說開國大典時已知中國有54個民族，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還有人提出，參加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只有45個單位加特別邀請人士，何來54個單位？提出問題的人恰恰不明白參加人民政協的代表首先劃分為五大類，大類下有若干單位，即(甲)黨派代表共十四單位、(乙)區域代表共九單位、(丙)軍隊代表共六單位、(丁)團體代表共十六單位、(戊)特別邀請人士。可見特別邀請人士是作為第五大類代表，而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單位出席會議的。從當時公布的75名特邀代表的名單和照片的排列看，明顯分成了9個單位但難以冠以單位名稱(有的特邀代表發言中稱為9個小單位或方面)。即：1、首席代表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兩位老資格中共人士共3人；2、教育界科學界知名人士15人；3、以前各歷史時期知名人士13人；4、老解放區民主人士6人；5、國內和平努力人士，包括原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及已解散黨派中的民主人士13人；6、起義的國民黨軍政人員10人；7、戲劇藝術家4人；8、新疆代表團3人；9、戰斗英雄勞動模範代表8人。特別邀請人士在會上的各項活動也是按9個單位安排的。45加9恰好等於54。會議選舉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時，更是明確宣布「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如下的按單位次序排列的名單」，數下來正好54個單位，包括特邀人士的9個單位。
綜上所述，充分說明人民政協會議開幕式鳴放禮炮54響和開國大典的54門禮炮齊鳴代表的都是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54個單位，或曰45個單位加特邀人士的9個方面(或小單位)。它象徵的是中國人民空前的大團結。
❾ 郭淑珍的個人經歷
郭淑珍 1927年6月1日生於天津，祖籍山東省長清縣。
聲樂教研室主任、碩士研究生導師、院學術委員會及學位委員會委員、院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及專家組成員。應聘中國音樂學院任研究生導師、天津音樂學院名譽教授、文化部歷屆專業考評委員會委員，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等。
1947年入北平國立藝專音樂系學習聲樂，1949年藝專並入中央音樂學院。1950年隨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二分團赴雲南宣傳、演出、創作和采風。1952年畢業留校任教。1953年公派留學蘇聯，1958年畢業於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獲優等生畢業證書及優秀歌劇和音樂會歌唱家稱號。
1957年獲國際聲樂比賽一等獎和金質獎章（1955年獲國際聲樂比賽三等獎）。學習期間除擔任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歌劇主演外，並於1958年先後受邀莫斯科斯擔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模範音樂歌劇院和烏克蘭共和國里沃夫市大劇院飾演歌劇《藝術家的生涯》中的女主角「咪咪」和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中的女主角「塔姬雅娜」。演出獲得好評，著名音樂評論家葉.格羅紹娃在蘇聯《真理報》撰文稱贊郭淑珍扮演的塔姬雅娜為「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式的女主人公」。郭淑珍1959年歸國後任中央歌劇舞劇院演員，兼任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教師。多年來一直活躍在音樂舞台上，在天津、北京、武漢、香港、前列寧格勒、里沃夫市舉行了一系列個人獨唱音樂會，郭淑珍音樂會曲目包括古今中外，極其廣泛。在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舉辦過個人中國作品獨唱音樂會，宋振庭撰文稱：「郭淑珍的獨唱聲情並茂，有相當高的藝術性及完美性和感染力。可見她的功力教養之深……」
1963年中央歌劇舞劇院在中國首演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郭淑珍再度飾演塔姬雅娜，各界關注，頗有好評。中國唱片社給她錄制並發行的唱片數量在美聲歌唱家中堪屬最多，得到了廣大聽眾和專家們的一致贊揚。1989年獲中國唱片社總公司首屆「金唱片獎」。1997年中國唱片總公司出片發行《二十世紀中華歌壇名人集珍藏版》個人專輯（CD）。莫斯科唱片廠收錄了許多郭淑珍演唱的古典名曲、歌劇選曲、及中、俄民歌,並出版發行了唱片。
1947年入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學習。1952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聲樂系。1959年回國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1985年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第四屆常務理事。歷任中央韻學院講師、聲樂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中國音協第三屆理事、第四屆常務理事。1955年獲第五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古典歌曲演唱銅質獎章。1957年獲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古典歌曲演唱金質獎章。
在第五屆、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古典歌曲比賽中分別獲得三等獎、一等獎；獲全國首屆「金唱片」獎、全國藝術院校藝術歌曲演唱比賽指導教師獎、文化部國家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曾在蘇聯、香港舉行獨唱音樂會。主演過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藝術家的生涯》，演唱歌曲有《黃河怨》等。 1958年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模範音樂劇院和烏克蘭里沃夫市大劇院先後邀請郭淑珍扮演普契尼歌劇《藝術家的生涯》中女主角咪咪和柴科夫斯基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中女主角塔姬雅娜。演出獲得好評，並被著名的音樂評論家葉·格洛舍娃譽為普希金和柴科夫斯基式的女主人公。 郭淑珍聲樂教學成績顯著，幾十年來培養了數百名中、外學生,如方初善、孟玲、鄧韻、溫燕青、張立萍、王秀芬、韓芝萍、潘淑珍、莎妮<泰國>、周享芳、楊瑞琦、魏晶、鄭莉、宋祖英、王威王靜、林晶、幺紅、郭燕愉、鄭緒嵐、孫媛媛、李國玲、王燕、馮國棟、陳亞洲、柯綠娃、吳艷彧、吳碧霞、謝天、王宏堯、孫礫、王瑾、關月英、陶英、孫東方、鄧於蓉、賈春雷、方新、付慧勤、傅紅、黃楠、金順愛、劉小麗、李志瓊、陸薇、祁偉耿、宿慧、鄭力、畢寶儀、張璋、潘凌雲、李媛、王辰、吳霜、譚美蘭、郭燕儀、郭小先、平慧玲、許晶、黃靜、王向紅、李廣先、於敏、趙勁松、薛紅萍、葉曲凌、張黎紅、倉傳得、劉五紅、張暴默、余慶海、張曉明、石壘、劉嵩虎、劉曉菲、吳霖、潘小芬、吳傑等，許多人在國際、國內聲樂大賽中獲獎,成為優秀的歌唱家、聲樂教授，有的已登上世界級音樂舞台為國家爭得了榮譽。
❿ 西南地區少數多民族多 而西北地區少數民族少的原因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少數民族問題上，我還是一個小學生。同志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專門做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況，同少數民族的問題聯系起來講一講。
少數民族問題，在西南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們中國的少數民族最多的地區，一個是西北，一個是西南。恐伯西南比西北還多，而且情況也比較復雜。西南的國境線從西藏到雲南、廣西，有幾千公里，在這么長的邊境上，居住的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問題解決得不好，國防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因此從西南的情況來說，單就國防問題考慮，也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
西南的少數民族究竟有多少，現在還不清楚。據雲南近來的報告，全省上報的民族名稱有七十多種。貴州的苗族，據說有一百多種，實際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過去一般都認為是苗族，實際上語言、歷史都不同，他們自己也反對這么說。從這一情況就可看出，我們對少數民族問題不僅沒有入門，連皮毛還沒有摸著。當然經過三兩年工作之後，對各個民族有可能摸清楚。歷史上弄不清楚的問題，我們可能弄清楚。
在中國的歷史上，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隔閡是很深的。由於我們過去的以及這半年的工作，使這種情況逐漸地在改變，但不是說我們今天已經消除了隔閡。少數民族要經過一個長時間，通過事實，才能解除歷史上大漢族主義造成的他們同漢族的隔閡。我們要做長期的工作，達到消除這種隔閡的目的。要使他們相信，在政治上，中國境內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經濟上，他們的生活會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會得到提高。所謂文化，主要是指他們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們不在這三方面取得成效，這種歷史的隔閡、歷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閡的基礎上，經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華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們是有條件消除民族隔閡的。歷史上的反動統治實行的是大民族主義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閡，而今天我們政協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夠消除這種隔閡，實現各民族的大團結。
我想講點西康藏族的情況。過去藏族與漢族的隔閡很深，但是我們進軍西南，特別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針，提出十項條件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他們的情況怎樣呢？過去西康的反動統治把他們搞苦了。我們進去以後，首先宣布了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同時我們軍隊的優良作風也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體現出來，例如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尊重藏民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這樣就贏得了藏族回胞的信任。他們說，我們的軍隊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讓進就不進，不讓住就不住，這是實行正確政策的結果。歷史上的統治者，何嘗沒有宣布過好的政策，可是他們只說不做。我們的政策只要確定了，是真正要實行的。對於我們提出的十條，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覺得太寬了點。就是要寬一點，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騙他們的。所以這個政策的影響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為這個政策符合他們的要求，符合民族團結的要求。
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我們黨曾經做過一些工作，產生過好的影響，長征時，紅軍經過的地方，如雲南、貴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種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響。紅軍北上時，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紀律的事，那時餓慌了，沒有辦法。現在我們應該跟他們說，當時全國革命的負擔放在你們的身上，你們對保存紅軍盡了最大的責任。對那時辦得不對的事，應當向他們賠禮。這次我們到那裡，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說，那時把糧食吃光了，心裡不願意，現在了解了。他們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興。
經過這些歷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們完全可以解決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把各民族團結好。在世界上，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在中國，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只要我們真正按照共同綱領去做，只要我們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誠心誠意地幫助他們，就會把事情辦好。只要一拋棄大民族主義，就可以換得少數民族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不能首先要求少數民族取消狹隘民族主義，而是應當首先老老實實取消大民族主義。兩個主義一取消，團結就出現了。
我們進軍西南以來，有這么一個概括的認識：西南的民族問題復雜，西南民族問題必須解決好。這牽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們對情況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強調要採取非常穩當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把民族關系搞好。強調解除各民族對人民解放軍的顧慮，解除民族之間的隔閡。對少數民族的許多事宜，不言動，不要輕率地跑去進行改革，不要輕率地提出主張，宣傳民族政策也不要輕率。在實際行動中嚴格執行紀律，不侵犯他們一絲一毫的利益，包括徵集公糧也要照顧他們的實際困難，首先保證決不能超過歷史上的負擔，只能少於歷史上的負擔。我們確定：在少數民族裡面，正是由於過去與漢族的隔閡很深，情況復雜，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發動少數民族內部的所謂階級斗爭，不應由外部的力量去製造階級斗爭，不能由外力去搞什麼改革。所有少數民族內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數民族內部的力量來進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數民族的貧困就不能消滅，不消滅貧困，就不能消滅落後，但是這個改革必須等到少數民族內部的條件具備了以後才能進行。
現在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只要不出亂子，能夠開始消除隔閡，搞好團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如果我們患急性病，像在漢族區域一樣，總想很快地拿到糧食，很快地把群眾組織起來，使工作見效，那就非出亂子不可。過去其他地區出了些亂子，其中極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這教育了我們的許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來一點「慢性病」沒有關系。「慢性病」不會犯錯誤，急性病就要犯錯誤，別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當然我們還是要做工作，不能因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覺來，要穩步地做，摸准情況前進。團結的基礎鞏固一步，工作也就前進一步。我們有些同志主觀願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領導上要經常防止急性病。當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做工作，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不準出亂子，不能把事情搞壞。一百個幹部有九十九個做得好，有一個幹部出亂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壞。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派往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要少而精，不在數量而在質量。他們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數民族工作做好，不準一個人出亂子。必須保證這一點。這個時期西南在民族問題上還沒有出什麼亂子，原因就是工作穩當，這就叫成績。
那末，到現在工作做得夠不夠呢？現在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做工作，否則就要出亂，子。舉例來說，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綱領宣布了，少數民族很高興，在高興的同時，就要問什麼時候實行，如何實行。他們要求兌現。如果半年不兌現，一年還不兌現，他們就會不相信我們的政策。這個政治上的問題，不解決不行。我們黨在歷史上曾經遇到過這個問題，比如在內蒙古，這方面是有經驗的，在陝甘寧邊區的北面，也有些經驗。而在廣大的新區，還沒有經驗，對許多幹部來說還是個新問題。但是現在必須開步走，因為少數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還想在實行區域自治時用「波巴政府」這個名字。現在這件事還沒有談好，不過一定要有一個他們滿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許多地名是漢人取的，我們叫慣了，不等於他們習慣。這還是一個名稱問題，其他問題就更復雜了。比如康東過去劃有縣，有一二十年的歷史了，現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還保存不保存縣呢？從發展前途看，保存縣有好處，而且已經是習慣了的，但是他們贊成不贊成呢？有一個原則，他們不贊成就得取消，另外劃。還有，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時候，少數民族內部問題如何解決？有的過去打冤家，你打過來，我打過去。這主要是過去推行大漢族主義的反動統治階級挑起來的，是大民族主義統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們內部也有很多利害關系。我們應該冷靜地考慮這些問題，使他們團結起來，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我們派不派幹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幫助他們的幹部，至於用什麼名義，這要跟他們商量。我們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願意做這個工作的同志去那裡工作。這一系列問題，牽涉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們在西南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首先開步走的應是康東，因為各種條件比較具備。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歷史上有工作基礎；第三，我們進軍到那個地方後，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關系；第四，那裡還有個進步組織叫東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這些條件，驗能馬上去做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可以直接影響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積極創造條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比如大小涼山是彝族聚居區，應該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但現在條件不夠，這樣的地區暫時只適宜於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這對他們更有好處。雲南、貴州也是適合於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還可以在聯合政府下面，實行小區域自治，比如一個民族聚居鄉。少數民族的事應該由他們自己當家，這是他們的政治權利。
從經濟上看，現在不開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這方面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是糧食問題，現在我們只進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萬斤糧。一些進步的上層人士幫忙很大，不但把糧食借給我們，而且價錢公道。但是老是這樣不行，少數民族群眾負擔不起。再如市場問題，貿易問題，金融問題等，這些經濟問題也遇到了，如果不解決，就會動搖政治的基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少數民族是想在區域自治裡面得到些好處，一系列的經濟問題不解決，就會出亂子。毛主席對西藏問題就確定了兩條，第一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第二是進軍西藏「不吃地方」。這兩條搞好了，才能解決西藏問題，才能團結起來鞏固國防。這兩條對所有少數民族地區都是適用的。政治要以經濟做基礎，基礎不堅固還行嗎？如果我們只給人家一個民族區域自治的空頭支票，而把人家的糧食吃光，這是不行的。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在漢族地區實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經濟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數民族地區去，要區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數民族地區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誠心誠意地為少數民族服務。比如貴州的少數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們能夠給他們解決吃鹽的問題，那就一定能夠得到他們的擁護。又如西康現在還不通汽車，怎樣在經濟上同內地溝通，從內地進什麼貨，他們的東西怎麼運出來，價格如何，怎樣使他們有利可得，這些都要妥善處置。我們在貿易上實行等價交換，但是有時還要有意識地准備賠錢。我們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很重要的一環是貿易，經濟工作應當以貿易工作為中心。要幫助少數民族把自己的貿易活動組織起來，這不是我們能夠包辦的。貿易中要免除層層中間剝削，使他們少吃虧。這樣經濟就活了，他們的生活也就會好起來。目前的關鍵就是首先要使他們在貿易中獲得利益，然後在這樣的基礎上，幫助他們逐步地從農、工、牧、商等方面發展。
在文化方面，也有許多工作要做。要盡快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應在少數民族地區舉辦一些教育事業，動員一些人到那裡去辦學校。現在最好先辦一些訓練班，著重宣傳民族政策。辦學校最困難的是沒有教員。我們不是沒有經費，不是其他問題，就是沒有人教課。西南人才缺乏，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迅速創辦民族學院，吸收一些青年進民族學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聯系的還有衛生問題。少數民族地區衛生工作也很重要，那裡迫切需要醫葯。在當前來說，文化工作首先要以衛生工作為中心，衛生工作作用很大。
所有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經濟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現在都要開始去做。所有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個原則，就是要同少數民族商量。他們贊成就做，贊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贊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贊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們贊成，要大多數人贊成，特別是上層分子贊成，上層分子不贊成就不做，上層分子贊成才算數。為什麼？因為在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特點，上層分子作用特別大。進步力量在那裡面很少，影響很小。將來這個力量發展起來，會起很大的影響，現在不起決定影響。現在一切事情都要經過他們上層，要對上層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問題，搞好團結，一步一步引導和幫助他們前進。如果上層這一關過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們有些同志往往採取激進的辦法，以為不通過上層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實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壞，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為阻力大。對上層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動他們進步了，同我們的合作搞好了，這樣，在他們的幫助下來推進工作，就要順當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顧慮，以為這樣做會喪失階級立場，不懂得在那裡階級立場表現得不同。什麼叫正確的階級立場？就是現在不要發動階級斗爭，做到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團結，這就叫正確的階級立場。當然我們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層，而是通過他們慢慢影響各方面的工作。
附帶說一說，有一些特殊問題，也要根據實際情況解決。比如我們在少數民族地區確定不搞減租，不搞土改，但是貴州苗族人要求減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漢人還迫切。究其原因，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貴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們絕大部分種漢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們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許他們實行減租、土改，那就是大漢族主義，就是不直接照顧他們的利益。但是這樣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層少數地主分子不贊成。所以我們特別作了規定，凡是種的土地是漢人地主的，就實行減租、土改，而種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實行減租、土改，由他們本民族慢慢地採取協商的辦法去解決。這就是說，減租，土改在少數民族地區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區還應該進行，但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有這個要求，而旦不是少數人要求，而是大多數人要求，不是我們從外面給他們做決定，而是由他們自己做決定。又如，在少數民族地區，怎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怎樣成立聯合政府，要考慮方式方法問題。可以採用召開各類代表會議的形式，這種形式在內地收效很大。通過代表會議徵求意見，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觀地決定問題。有時我們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決定不正確。但即使決定正確，如果沒有通過他們，也會遭到反對。只要通過他們，即使有的決定還有缺點，他們也是會擁護的。
最後談談工作態度問題。我們的工作方法就是剛才談的，一切事情和他們商量，用開代表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我們的工作態度是實事求是，老老實實，最近我們有這樣的體會，就是在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方面，也要老老實實，我們要主動向他們說清楚，正是因為風俗習慣不同，容易引起誤會，容易犯忌諱，可能得罪了人還不知道。有些生活習慣我們很想學，但是一下學不會，也勉強不得，請他們原諒，這就叫老老實實。這樣容易得到，同情。我們做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都應該採取這種態度。
中央民族訪問團這次到西南來，必定對我們幫助很大。你們在少數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東西比我們多得多。特別是你們下去以後，親身接觸具體情況，會發現許多問題。我們很希望同志們研究各種問題，多提意見，哪怕是一個片面的意見，也比沒有意見好。現在我們就是苦於沒有意見。同志們在這方面不要客氣，有什麼感覺就跟當地同志說。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觀性強些，你們可能碰一鼻子灰，或者對你們提出的問題不重視，或者對問題見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們的見解是錯誤的。遇到這樣的事，你們不要生氣，可以給我們寫信，或者給省里的同志寫信，總會得到合理的解決。假如你們有些意見不對，我們也告訴你們。這樣，依靠同志們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決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民族團結問題，至少可以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