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韓瑞的主要業績
2002年8月7日《江城晩報》刊登了「與一対日本夫婦的異國情緣」報導。
2004年2月市廣播電台《關愛生活》節目播放了30分鍾対本人的錄音報導。
2006年5月以吉林市人民対外友好協會理事身分出訪了日本國關東地區。
2006年7月收到了日本國國連支援交流協會頒發的感謝信。
2006年7月市電視台《松花江之夜》節目就本人対貧困中學生公益助學一事進行了専訪。
2007年1月被吉林市教育局評為吉林市民辦教育優秀教師。
2008年3月以吉林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身份成功策劃並率吉林江城中學第一次友好訪問團24人訪問了日本。訪問日本期間受到了中國駐日大使館官員的接見。並受到了神奈川縣知事、縣議會議長、逗子市市長、縣及市各友好團體領導的會見及宴請。
2008年3月市廣播電台《財富人生》節目播放了30分鍾対本人的錄音報導。
2008年4月吉林市教育局主辦教育科研動態雜志發表了文章《吉林市青少年赴日交流訪問紀實》。
2008年5月份開始以製片人助理身份協助北京北廣傳媒影視公司赴日拍攝電視劇【東京生死戀（原名滴淚痣）】。並於11月18日在神奈川縣逗子市成功策劃了有神奈川縣領導、中國駐日本文化參贊張愛平等中日雙方高層出席的百人大型中日友好聯誼晚會。在日期間受到了神奈川縣新聞、神奈川都市新聞的采訪。
2009年9月韓瑞邀請日本日中青少年交流促進會會長/日本長春會會長/吉林市瑞豐日本語學校名譽校長磯部荀子一行15人對吉林市進行了友好訪問，並與吉林市瑞豐日本語學校師生們進行了友好交流。並代表吉林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由衷歡迎，並祝願今後更多的開展中日兩國青少年之間的友好交流。9日14日以日本長春會會員、日本日中青少年交流促進會會員身份應邀出席了由長春市外辦為東道主的歡迎晚宴。
2009年9月韓瑞邀請日本紅十字協會國際部山本孝幸先生來吉林市進行了友好訪問。在吉期間陪同山本孝幸先生與吉林市紅十字協會高飛秘書長進行了友好洽談。並於9月5日應邀出席了吉林市紅十字會愛心家園主辦的助學大會，一同進行了愛心捐款。
2009年11月韓瑞以吉林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身份帶吉林市民藝術團赴日本島根縣松江市參加了松江市與吉林市友好城市十周年紀念慶典演出活動、在大阪市為日本關西電視台製作部負責人進行了表演、然後赴與吉林市簽署文化經貿體育交流備忘錄的神奈川縣逗子市進行了交流演出和友好訪問。逗子市平井龍一市長、矢部房男逗葉日中友協會長等逗子市政要為藝術團會見了藝術團一行。
2009年在吉林市教育局主辦教育科研動態雜志1-6期發表了中日教育對比連載文章。
2009年7月13日江城日報刊登了標題為【吉林人在日參拍滴淚痣】的專訪文章。文章介紹了韓瑞以製片人助理身份協助北京北廣傳媒在日本拍攝電視劇的甜酸苦辣。
2009年9月17日新浪吉林網以【磯部荀子一行15人訪問吉林市瑞豐日本語學校】為題進行了報道。
2008年度、2009年度連續兩年榮獲吉林市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優秀提案獎。
2010年1月3日以吉林市政協委員身份就民生，交通，住房及環保給老百姓帶來的便利等問題接受了吉林人民廣播電台的連線采訪。
2010年4月7日新浪吉林網在要聞版以【吉林市政協委員韓瑞義務為大學生做就業指導】為題進行了報道。
2010年4月8日吉林市人民政府網站以【吉林市政協委員義務為大學生做就業指導】為題進行了報道。
2010年4月23日新浪吉林網以【外國友人及歸國留學生情系玉樹地震】為題進行了報道。同時吉林市電視台直播江城節目、新文化報、江城晚報等均報道了韓瑞策劃的心系玉樹、愛心義捐活動。
2010年5月10日新浪吉林網、吉林市江城晚報，5月11日吉林市人民政府網站以【吉林市首屆三校聯合日語演講比賽圓滿結束】為題進行了報道，吉林市人民對外友協理事韓瑞到會致辭。
2010年9月邀請了日本國神奈川縣逗葉日中友好協會代表團一行九人訪問吉林市。在吉期間受到吉林市政府陳波副秘書長、吉林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肖立群的接見及宴請。
2010年9月成功策劃並承辦了由吉林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與日本國神奈川縣逗葉日中友好協會共同舉辦，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對外交流部、日本國駐沈陽總領事館、神奈川縣日中友協、吉林市政協等為後援單位的吉林市第一屆日本語演講大賽。並以組委會秘書長名義邀請日本國駐沈陽總領事館首席領事加藤英次先生出席了大賽。
2010年7月吉林特大水災之後，組織瑞豐國內外學員捐款人民幣8萬余元。
2010年10月策劃並率領吉林市青年聯合會代表團對日本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友好訪問。訪問期間受到了神奈川縣知事、神奈川縣日中友協副會長、川崎市市長、逗子市市長、葉山町町長、逗葉日中友協會長等當地政要的接見。
2010年12月，吉林畫報以吉林省中日文化交流的民間大使----專訪吉林市瑞豐日本語專修學校校長韓瑞為題進行了專訪。對韓瑞校長這些年來默默地為吉林市的對日友好交流所做的努力做了公正評價。
2011年1月榮獲2010年度吉林市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優秀委員獎。
2011年2月隨吉林市人大副主任訪問日本。同時帶在吉林市第一屆日本語演講大賽上獲得第一名的金星花同學赴日交流一周。
2011年4月率吉林市企業家赴日考察洽談。
2011年8月隨市外事辦主任訪問日本友城松江市，友好交流城市逗子市。
2011年10月策劃並以領隊身份率吉林市青年聯合會友好訪問團赴日本進行了為期一周的交流、考察訪問。
2011年度獲吉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吉林省僑聯系統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2012年榮獲2011年度吉林市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優秀提案獎、優秀信息獎。
2012年3月底至4月初作為翻譯隨吉林市政府代表團參加了吉林省--日本東京、大阪經濟貿易交流會。
2012年11月榮獲2011年度吉林市昌邑區政協第八屆委員會優秀委員獎。
吉林市瑞豐外國語專修學校理事長
吉林市瑞橋商務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
吉林市第十一屆政協委員
吉林市第十二屆政協委員
吉林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
吉林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協會理事
吉林市民辦教育協會理事
吉林市北山畫院副院長
吉林市僑商聯合會會員
吉林市昌邑區第八屆政協委員
吉林市昌邑區僑聯秘書長
日本國神奈川縣逗葉日中友協理事
日本國日中青少年交流促進會會員
日本國日本長春會會員
2. 胡錦潯訪問日本時為何拜見日本天皇並向及低頭拜會
日本的外務省有著專門規定外國領導人面見天皇之禮儀的文件。老胡也是照章辦事。
這是外交禮儀。
有一年奧巴馬訪問日本，還向天皇鞠了90度的躬呢。
3. 林久治郎的「九一八」事變
張學良的改旗易幟。張作霖被刺殺，不僅在日本，更在東北出現了嚴重的政局混亂，群龍無首，各自觀望。日本軍方企圖以便借「維持治安」和「保護僑民」的名義，行使武力，建立親日政權。而國民革命軍有大兵壓境，東北張氏政權面臨著腹背受敵。此刻，張學良面對這種形勢，採取了「冷處理」策略。
首先，對張作霖被炸情形嚴密封鎖，秘不發喪，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虛實，未敢輕舉妄動。其次，對日本的屢屢挑釁和軍事威脅，採取了忍耐、剋制的態度，避免造成中日沖突狀態。再次，對南京政府息兵謀和，緩和國民黨軍與奉軍的對抗態勢，陸續將奉軍撤回東北，鞏固東北邊防。最後，張學良爭取新、舊兩派勢力，謀求子繼父位占據政治中心地位，掌握東北軍政領導權。穩定了東北局勢，才宣布張作霖的死訊，並隨即就任奉天督辦;不久又經東三省議會聯合會推舉，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舉掌握了東北軍政大權。
以張學良為首的新派，在「息內爭、御外侮」的思想指導下，主張停止內戰，實現國家民族統一，自強自立。張學良執政後，一面耐心說服元老派放棄割據思想，使他們逐漸贊同統一救國的方針，一面樹立威信，堅決抵制親日派和阻撓派。在張學良的努力下，國奉合作談判進展很快，至7月中旬東北易幟大計基本確定。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東北易幟是對他們的「滿蒙權益」的重大損害，百般加以阻撓，於是張學良與日本之間展開了一場民族獨立與殖民侵略的斗爭。日本採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軍事威脅施加政治壓力，由外交官打頭陣，軍政要人輪番阻撓，企圖壓服張學良聽命於日本。
張學良繼任奉天督辦不久，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於6月25日向張學良進言：「為今之計，東北當以保境安民為重，切勿過於向南方採取接近態度。」7月16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訪問張學良，並警告說，因國民政府標榜革命外交，單方面廢除與各國條約，圖以武力收回租界，故與南方（指國民政府）合作即無異與日本對抗。19日，林久領事再次訪問張學良，轉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謂「日本素來無干涉內政之意，但違背張作霖氏之方針，輕與南方妥協時，其結果所造成之影響，日本不能漠不關心。」張學良反詰林氏：「是否可將日本不願中國統一的意見，或東北不能易幟是由於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報告？」林氏無詞以對。但2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村岡對張學良發出了強硬的警告。
日本由於張學良改旗易幟不可逆轉，便貿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由於張學良對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導致了東三省丟失。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采訪時，沒有提及蔣的密電，而說當時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長孫科，下達過一個指示，內容是「相應處理」，意思是說中央不負責任。這等於張學良承擔了不抵抗的責任。那麼張學良為什麼不進行抵抗呢？張學良自己解釋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判斷一件事，「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想對方環境、處境和利害關系」,因此，「我的判斷是，日本那樣做，不僅對中國不幸，對日本來說，要受國際上的責備，後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戰爭，那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蔣介石曾給過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學者說法不一。日本學者認為「考慮到他現今的處境，不得不做如是說」。但是，不管是張學良執行蔣的命令也好，張學良是要承擔丟失國土的歷史責任的。對待東北問題，張學良是十分後悔的。
其實9.18事變，一開始也是試探性的發動，「九·一八」事變，其實更多的是日本陸軍部，特別是關東軍等侵華激進派（他們對當時內閣政府侵華的謹慎政策不滿）鋌而走險的一次正面試探行動，但中國軍隊不抵抗，竟使其一擊便大獲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張*學*良妥協，但由於沒有遭到絲毫的抵抗，助長了日本軍方的氣焰，從而演變成了大規模的軍事占*領。以當時日本東北兵力，只有區區2萬人左右的兵力，是無法和擁有近40萬軍隊東北軍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軍事對比是，東三省的日軍正規軍只有第2師團的兩個旅團和6個守備大隊共1.04萬人，在鄉軍人(退伍軍人)1萬人，警察3000人。共2.34萬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開始在國內部隊裝備國產坦克和裝甲車，關東軍此時還沒輪到；能迅速支援的日軍只有駐朝鮮的2個師團，共3萬人。而駐扎在東三省的東北軍有20多萬，平津一帶還有東北軍11萬主力部隊，可以迅速回師關外。日本國內本沒有全面對華作戰的准備，日本在9.18時期根本沒有做好大戰准備，駐朝鮮的日本軍甚至怕關東軍會完蛋，急電國內要求「不能不救關東軍！」（日本禰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時代》）可以看出日本佔領東北一是軍方激進分子強行拖入的，二是張*學*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後果。正是由於918事*變，使日本關東軍的勢力迅速膨脹，極盛時，關東軍兵力多達70餘萬。
滿洲國的建立。日本帝國主義為推行侵略政策，編造了「滿蒙特殊論」、「滿蒙生命線論」等荒謬的侵略理論。或曰：「滿洲並不是中國的領土。」或曰：「吾人耗費20億國帑，流了23萬人之鮮血，此事欲忘不能。」或曰：「日本為解決每年增加的100萬人口，自然要利用滿蒙新天地。」「滿蒙」非中國領土——與日本有「特殊關系」——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總之從始自終就是想要把滿洲從中國分裂出去，變成其殖民地的傀儡，以確保其經濟利益。正是這一主張，策劃刺殺張作霖，發動九一八事變，最終導致其扶持了一個滿洲國。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變引咎辭職的原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前往滿洲，與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和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進行會談，商討事變進展。吉林省代理長官熙洽等滿洲貴族提出了迎接清朝遜帝溥儀至滿洲，成立國家的方案，得到關東軍方面的支持。參與建國的人士本打算在國聯派調查團來之前，由溥儀任國王，建立一君主制政權，後奉天方面臧式毅、趙欣伯、袁金鎧等人主張共和制，後決定請溥儀擔任執政。1931年11月11日，溥儀從天津出發，經大沽口，營口到達旅順。在撫順，本庄繁手下的板垣征四郎找到溥儀，要求溥儀出任滿洲國執政。
1932年2月16日，東北各省的領袖張景惠、熙洽、馬佔山、臧式毅、謝介石、於沖漢、趙欣伯、袁金鎧等人在沈陽大和旅館召開「東北政務會議」，會議由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主持，決定迎接溥儀為滿洲國執政，並分配了各人在政權中的職務。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務機關長、滿洲國軍政最高顧問。
1932年3月1日，滿洲國宣布成立。首都設在長春（改名為新京），中華民國政府否認東北獨立，並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6日，溥儀從撫順出發，9日到達長春，正式宣布就任滿洲國執政，年號為「大同」。同時該國各府、院、部的負責官員也被任命，滿洲國宣布正式成立。
偽滿洲國成立後，其領土范圍包括現中國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全境、內蒙古東部及河北北部。根據1932年的《日滿議定書》，偽滿洲國承認清朝將旅順、大連一帶的關東州租借予日本的條約，故關東州繼續由日本直接管轄，不屬偽滿洲國行政區劃。偽滿洲國首都為新京（今長春市），在1934年劃為14個省和2特別市：安東省；奉天省；錦州省；吉林省；熱河省；間島省；黑河省；三江省；龍江省；濱江省；興安東省；興安西省；興安南省；興安北省；新京（即長春）特別市；哈爾濱特別市。1939年更改為19省、1特別市：安東省；奉天省；錦州省；吉林省；熱河省；間島省；黑河省；三江省；龍江省；濱江省；興安東省；興安西省；興安南省；興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東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別市。
4. 日本的由來
一、民族與國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從體質結構和日本語的起源兩方面來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體，也是日本文明的創造者。然而，這里所說的「民族」，既不同於人類學中的「人種」概念，也不同於民族學中狹義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較為寬泛的概念。因而，本書所說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數民族阿伊努族。
關於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問題，學界至今仍聚訟不決。從體質結構來看，諸種見解大致可分三類：（一）「人種更替說」，認為在日本列島曾發生一次乃至兩次人種更替。如在19世紀80年代，解削學家小金井良精認為，在繩紋時代生活於日本列島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繩紋時代後他們被大陸來的其他人種驅趕往北方。（二）「混血說」，認為「原日本人」（舊石器時代的日本人）在繩紋時代之後，與大陸或南洋諸島移居來的其他人種混血，逐漸形成現代日本人。醫學家清野謙次首先提出「混血說」，直至20世紀30年代，仍為學界主流。（三）「演變說」（或稱「連續說」），認為繩紋時代的日本人由於生活方式的變化，其體質逐漸演變，成為彌生時代人、古墳時代人乃至現代日本人。它更為重視人種的繼承性，既不贊同「人種更替說」，也不大重視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二戰後，東京大學人類學研究室的長谷部言人和鈴木尚教授持此說，至今對學界仍有影響。
從各時代日本人的體質結構來看，屬於蒙古利亞人種是毫無疑義的。考古學已證明在10萬年乃至20萬年以前（即舊石器時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島生息。但是，由於尚無這一時期的人類骨化石的發現，因而無從了解其體質特徵。目前，在日本列島發現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豐橋市牛川町發現的「牛川人」，約生活於舊石器時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徵。除「牛川人」外，在日本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聖岳人」，其生活時代均不超過3萬年前，已進入「新人」階段。它們的體質特徵是身材較矮。例如，在沖繩島發現的「港川人」，距今約18000年，男性身高約155厘米．女性約144厘米。與中國大陸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後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較，較之華北地區的身材較高的「山頂洞人」，他們更類似於在中國廣西發現的身材較矮的「柳江人」。可以認為，在冰河期海面較低而出現陸橋時，「古蒙古利亞人」（廣泛分布於東南亞）之一部，從中國大陸南部移居到沖繩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們便是繩紋時代日本人的母體。
從1萬年前到公元前3世紀，是日本的繩紋時代。由於已渡過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島與大陸隔絕，一般認為，繩紋時代人與大陸來往甚少。目前，已發現數干具繩紋人的遺骨。從其體質結構來看，雖因時代和環境的不同，同為繩紋人也有體質差異，但大都保留著「古蒙古利亞人」的典型體征，如身材矮、臉型短、鼻扁平等，與現代日本人顯然不同。然而，自繩紋時代晚期開始，又有亞洲大陸移民進入日本。到彌生時代，大陸移民急劇增加。1953年，九州大學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縣土井浜發現了200餘具保存良好的彌生人遺骨。其體質結構與繩紋人明顯不同，其特點是身材高（平均約162—163厘米）、臉型長等，更接近於現代日本人。經許多學者研究，認為彌生時代的大陸移民，來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蒙古東西伯利亞等東北亞地區，屬「新蒙古利亞人」系統，最初居住於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後逐漸向東擴散，經近畿地區擴散至關東地區。在擴散過程中，他們不斷與原居民（繩紋人的子孫）混血。不過，學者們對大陸移民的人數與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其估價卻大相徑庭。持「演變說」的學者認為，這些來自東北亞的大陸移民，因後續乏人，在混血過程中，逐漸為原居民集團所吸收，其影響不大。而持「混血說」的學者②，則運用當代的人口統汁法和擬態模型法推算，移民過程近千年（從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7世紀），大陸新移民的人數可達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在有些地區應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們認為混血之影響，遠遠超過一般人們的想像。自然人類學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說。誠然，他們也承認地域的差異，認為在彌生時代來自東北亞的新移民大多居住於北九州地區。其一部分曾擴散至近畿和關東地區，而地處偏遠的東北地區、北海道、西北九州，離島地區，則較少或幾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響，仍以繩紋人的子孫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於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認為是未受混血影響的繩紋人的直系子孫。於是，在彌生時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構造，即移民系統彌生人（主要分布於西日本）和繩紋系統彌生人（主要分布於東日本）。而且，指紋、耳垢、齒冠的類型調查以及近年來新興的血液、病毒的遺傳因子調查，亦似乎支持這種「二重構造」說。當然，在彌生時代，也可能有中國江南地區的移民，直接或經南島地區進入日本．但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尚不多見。
彌生時代後的古墳時代（3世紀至6世紀），大陸移民仍不斷進入口本，且繼續向東日本扣各地擴散，與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續進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構造」仍然存在。直至現代依然如此。只是繩紋人系統的影響，日漸縮小而已。因而，從體質結構來看，日本民族絕非單一民族，而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來自東南亞的人口集團和來自東北亞的人口集團，不斷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從日本語起源的角度來看，與日本民族起源問題直接相關的，是日本浯的起源為何，它屬於哪一語言系統。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使用某種語言的民族的人們到達並生活於日本列島，那種語言才叮能成為日本語的來源。通過探索日本語的起源亦可證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許多日本學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語的語法結構與包括朝鮮語在內的阿爾泰語系的語法結構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賓語或補語置於動詞謂語之前，語句的構成順序是主語一賓語一動詞謂語；在單詞後附加助詞或助動詞，表示語法意義；名詞無性與單復數的區別等。這表明日本語和阿爾泰語系諸種語言（包括朝鮮浯）可能是從共同砠語分化而來的同系統語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種血緣關繫上，也可能與生活於東北亞的阿爾泰語系諸民族具有某種關連。但是，他們也同時注意到，日本浯和阿爾泰語系諸種語言之間，也有一些不同點。例如缺少單詞讀音的音韻對應關系，因而阿爾泰語系不可能是日本語的惟一來源。
於是，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日本語與「南島語系」（即馬來與玻里尼兩亞浯系）之間或許有某種親緣關系。「南島語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島，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東至南太平洋諸島的一大語系，其范圍可至中國南部的一些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南島語」與日本語的類似點是：母音（母音）有5個，即(a)(i)(u)(e)(o)，不使用雙重母音；單詞以母音結束；濁音不同於單詞之首等。這表明，使用「南島語」的東南亞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對日本民族的構成曾發生影響。但是，足以證明這些民族曾從南太平洋或東南亞直接進入日本列島的考古學依據，卻十分罕見。一些學者便推測，南島語系的語言可能是經過中國南部，然後傳入日本的。
近年來，有許多學者認為，應將日本語視為「混合語」，即日本語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若干種語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學者從語言學、考古學和民族學諸學科綜合研究結果，認為占代日本語的形成，大約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繩紋時代之前的數千年，在東北亞地區的落葉林帶，可能存在一種稱為「原東北亞語」的基礎語。繩紋時代初期的日本語可能來自這一系統，日本語中的阿爾泰語系的某些特徵可能由此而來。而到了繩紋時代晚期或彌生時代前期，從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鮮半島，或直接由中國長江下游地區進入日本。這樣，不僅從朝鮮半島繼續傳入阿爾泰語系的語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吳。越語傳入日本。（有的學者認為吳、越語均屬南方系統的話言，越語屬南島語系或泰語族，吳語則屬藏緬語族。）日本語中的南島語系的某些特徵則可能由此而來。進入古墳時代，中國大陸移民增多，漢語對日本語的影響更為強烈。正是上述這些語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語。
日本語是由亞洲大陸北方系統語言和南方系統語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語」，這也可以佐證日本民族是亞洲大陸北方人口集團和南方人口集團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後成為一統的大和民族。
與日本民族形成一樣，日本國家的形成也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由於日本出現歷史文獻的時代較晚，因而我們只有藉助日本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歷史文獻，以及日本的考古發掘資料，來追溯這一過程的原委。
一般認為，在彌生時代前期相中期（約為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在北九州和畿內地區已出現了許多「原生小國」。中國正史《漢書·地理志》記載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其中的「百餘國」，雖非確數，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這一時期，在日本列島小國林立的狀況。《後漢書·倭傳》則記載說：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雖不能說日本列島上的這些小國均有條件與漢朝建立交往關系，但「三十許國」的數字要比「百餘國」少了許多。這大約可以反映出這些小國在逐漸向地域統一的方向發展。《後漢書·倭傳》特別提及其中的「倭奴國」，說：「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其中提及的漢光武帝於公元57年賜給倭奴國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舊歷）於福岡縣志賀島被發現了。這是一枚長寬約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紐，陰文篆書「漢委奴國王」5個字。在相當長時間內，一些人對此印是否漢代遺物表示懷疑。但是，近年來在中國先後發現了「滇王之印」（1957年）、「廣陵王璽」（1981年）、「文帝行璽」（1983年）等漢代印章。「漢委奴國王」金印與這些漢代印章在紐式、形制、重量或字體上相似。由此可斷定「漢委奴國王」金印確系漢代遺物，也可證明中國史籍對當時日本國家狀況的記載大體無誤。此外，從日本的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灣沿岸為中心的近畿地區，發現下一些屬於這一時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據點集落遺址。這些集落遺址大部周圍築有壕溝。這些據點集落遺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數人巳具有某種權威的隨葬品，如銅鏡、銅劍、銅矛，銅戈、銅鐸、玉器等。在有的遺址中還出土了用於戰爭的鐵制武器，如鐵鏃等。這些考古發掘資料表明這些集落的內部已有上下貴賤的區別，對外已進行戰爭。④因而，每一個集落都可能是一個「原生小國」，當時的日本列島確實存在過「百餘國」井立的狀況。中國史籍《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則較為詳盡地記載了稍後逐漸形成的地域大國邪馬台國的社會政冶狀況。邪馬台國⑤約存在於公元2世紀至公元3世紀後期。在邪馬台國內，已有上下尊卑區別，「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現了階級區別，有稱為「國大人」和「大人」的貴族統治階級，有隸屬於「大人」的被統治階級「下戶」，還有更為低賤的可作贈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馬台國已形成國家機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為王，「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以後經內亂「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在女王卑彌呼統治時期，其下設輔臣「有男弟佐治國」。女王卑彌呼居城池內，還有常備軍守衛。「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中央一級的官吏，還有分管政治、貿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馬台國已有租賦制度，「收租賦，有邸閣」；也有刑罰，「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家族。」邪馬台國還監督與控制著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國，如「斯馬國」至「奴國」的21個小國和「伊都國」等。女王卑彌呼曾多次遣使曹魏，並受到魏明帝的冊封，稱「親魏倭王」。卑彌呼女王死後，葬儀隆重，「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蜱百餘人。」《三國志·魏志·倭人傳》有關邪馬台國的記載表明，邪馬台國已是控制相當大地域的階級國家，⑥盡管其階級分化與國家機構仍未盡成熟。
中國史籍《晉書·武帝本紀》亦記載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國王最後一次遣使入貢的情況。不過，自此以後直至《宋書·倭國傳》記載宋高祖劉裕於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賜沼倭王贊，有近一個半世紀，中國史籍對日本的狀況缺載。而恰恰在這一時期，在畿內地區興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國王權。由於缺少文獻記載，有關大和國的興起及其統一日本的活動雖已不得其詳，但根據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國王權具有強烈的軍事性格。據傳為百濟肖古王贈給大和國的七支刀，現仍保存於奈良縣天理市石上神宮。刀上的銘文表明此刀是百濟國王為感謝大和國派兵渡海攻擊新羅而解救百濟所贈送的，現保存於我國吉林省輯安縣境內，建造於公元414年的高句麗奸大王（廣開土王）碑的碑文，則記載大和國曾派兵渡海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結果，新羅求救高句麗，擊退了大和國軍。此外，自5世紀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內平原一帶出現許多人型古墳，也表明大和國是較邪馬台國更為強大的存在。
中國史籍《宋書·倭國傳》則記載了5世紀大和國五位國王（即「倭五王」贊、珍、濟，興、武）與劉宋交往的情況。他們部曾遣使朝貢，並接受劉宋皇帝的冊封。例如，倭王珍被封為「安車大將軍、倭國王」，其臣屬13人亦分別被封「平西、征虜、冠車、輔國將軍號」。據《宋書·倭國傳》記載，末順帝開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統一日本的活動情況說：「自昔祖禰，躬欖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證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下海北九十五國。」然而，有關這一時期的日本國家的體制，卻不得其詳。不過，這一時期的大和國不僅逐漸統一了日本，而且成長為可與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百濟相抗衡的強國。因為它在致力於接受中國南朝劉宋朝廷冊封的同時，還試圖建立以它為中心的地域性冊封體制。《宋書·倭國傳》記載，倭王珍，濟、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冊封其「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等封號。結果，倭王濟與武部分地達到了目的，劉宋朝廷承認了他們對百濟之外的其他幾個國家和地區的軍事控制權。
日本成為制度完備的國家，應是在公元7世紀以後的事。7世紀初，推古女王和聖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學生到中國大陸。在與隋的交往中，開始稱國名為「日本」，稱國王為「天皇」。他們認真學習隋的政治制度，開始實行所謂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實行。大化改新」之後，日本更是頻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僧到中國，全面地學習唐朝的各項制度，實行經濟、政治社會改革，並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將各項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為比較成熟的文明國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發現所謂「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證明，它不屬於「猿人」，而屬丁更晚的「新人」階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國的誕生》，小學館，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頁。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書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頁。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誕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頁。
⑤有關邪馬台國的所在位置，學界歷來眾說不一，有的認為是在北九州，有的
認為是在畿內地區的大和。還有其他一些說法，在此從略。
⑥王金林：《漢唐文化與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