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的長城是誰主持建築的
羅哲文，中國古建築學家。
1924年出生，四川宜賓人。1940年考入中國營造學社，師從著名古建築學家梁思成、劉敦楨等。1946年在清華大學與中國營造學社合辦的中國建築研究所及建築系工作。1950 年後，先後任職於文化部文物局、國家文物局、文物檔案資料研究室、中國文物研究所等，一直從事中國古代建築的維修保護和調查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塔》、《中國古代建築簡史》、《長城》、《長城史話》和《中國帝王陵》等。
現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
☆ 那時候的營造學社跟現在大學里的情況不一樣
1940年，16歲的羅哲文考入中國營造學社。少年羅哲文當時並不了解營造學社的具體工作，可見到考題中有寫字、畫畫等內容，覺得很有興趣，便去投考了，並且成為眾多考生中惟一一名被錄取者，從此，羅哲文踏進了古建築學之門。在這里，他先是為劉敦楨先生抄寫整理《西南古建築勘查》的文章，並繪制一些插圖。半年後，梁思成見羅哲文在繪圖方面有培養前途，便把他收作弟子，為自己繪圖和整理資料。
中國營造學社是當時我國惟一從事古建築研究的學術團體，它以現代科學方法和現代科學技術，對我國博大精深的古代建築進行整理和研究，並且對如何正確進行保護維修，提出了建議和方案設計，奠定了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基礎。它把在歷史上一貫被視為「工匠者流」的建築行業，提高到一門學科的地位，與金石、書畫等同等重要，躋身於文物保護對象的行列。
☆ 我和他們就等於是一家人
1945年日本投降後，清華大學遷回北平（今北京），清華大學出面請梁思成先生回母校創辦建築系，梁思成欣然同意，並與校方達成協議，由中國營造學社與清華大學合辦一個中國建築研究所，繼續進行古建築的勘查測繪工作。1946年，羅哲文隨中國營造學社來到北平，成為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的助理，同時在研究所里工作。那時羅哲文被稱為「研究生」，即「助理研究」的意思。
梁思成特別注重對羅哲文的全面培養，在清華大學的時候，為了讓他把基本功學得更扎實，特許他少干一點雜事，並主動安排他旁聽有關課程。羅哲文認為自己能夠走到今天，一方面由於自己的勤奮好學和吃苦耐勞；另一方面是緣於機遇，使他在青年時代得以追隨一代建築大師梁思成。關於梁思成先生，羅哲文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至今難忘的是他那種對學藝青年耐心細致的傳藝精神，他從繪圖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繪圖儀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鉛筆、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手把手地教……」
☆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要去看一下老師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先生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為了避免受到牽連，很多以前與他聯系密切的人都和他疏遠了。一天，在醫院剛輸完液的梁思成卻看到了久違了的學生羅哲文，梁先生高興得幾乎流淚。這次見面中，梁思成囑咐羅哲文：文物、古建築是全人類的財富，沒有階級性，沒有國界，在變革中能把重點文物保護下來，功莫大焉。
☆ 五十多年來，我差不多每年都在和它打交道
1950年，27歲的羅哲文結束了對古建築的學習研究，被調任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職，成為國家文物局最年輕的古建築專家，也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文物保護生涯。全中國99個國家級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親自考察過。1985年，羅哲文和鄭孝燮、單士元起草文本，參加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申報工作，使長城成為了被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 過去曾經有一個錯誤的說法
2003年6月23日，一個由羅哲文任團長、《人民日報》社原社長邵華澤任副團長的文化考察團，西出玉門關，沿著絲綢之路，歷時近一個月，艱難尋訪了漢長城遺址、樓蘭古國遺址等一系列歷史文化遺跡，並且穿越了被稱為 「死亡之海」的羅布泊。這條新聞曾經轟動一時。
羅哲文他們考察的這段長城，修建於漢代絲綢之路開通後，當時匈奴已經不再對漢王朝構成威脅。所以，羅哲文認為修建長城的目的已不是為了防禦匈奴入侵，而是為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在荒無人煙的戈壁大漠，來往於東、西方的商隊，可以在烽燧中休息，補給淡水和食品，更換駱駝或馬匹；兩座烽燧間的距離正好相當於當時一天的路程。長城保護的絲綢之路，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見證。在玉門關以西修建長城，則是為了適應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需要。
☆ 那一次我們是冒著風險去的
羅哲文經過考察發現：關於長城的長度，外國人是用比例尺從地圖上量出來的，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長城不是直線，更不是水平線，也不是只有一道，而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由許多道所構成的；我國歷史文獻上的記載，雖然比較可信，但沒有把一道長城的雙重、三重、多重的長度計算在內；許多人認為，各個朝代的長城都是在一條線上修築或重修的，其實這並不符合實際，比如秦、漢、明三個朝代的長城，都不在一個起點，也不在一個終點，相去數百甚至上千里。
☆ 局長就把這個任務交給我了
1952年，隨著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文物維修工作也在全國范圍內有計劃地展開。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維修長城、向國內外開放的意見。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把這一任務交給了羅哲文。
長城維修的第一站，是八達嶺長城。羅哲文先乘火車到達八達嶺車站，然後騎著小毛驢上山考察。後來他回憶道：「到達目的地時，天色已經很晚。當時的八達嶺滿目荒涼，夕陽照著山上的長城殘骸。我想起當年戍邊的戰士就在這兒待著，當年的長城一定非常的雄壯。」
☆ 當時有些人誤解了他的意思
解放後，首都北京面臨著大規模的重建，當時圍繞著老城牆拆除還是保留的問題展開了討論。羅哲文的老師梁思成先生堅決反對拆北京城牆。北京的城牆拆除之前，羅哲文曾經對城牆做了一次認真詳細的調查、測繪，他一步一步地沿著城牆勘測，並且拍攝了很多照片，可惜這些寶貴的資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被燒毀了。
☆ 這裡面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政府
1953年，在極「左」思潮影響下，一些人主張掃除北京古建築，馬路要筆直，開車要無阻攔，體現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樓等都在拆除之列，最後竟然輪到了團城。
當時羅哲文所在的文物局正好在團城辦公，又擔負著保護文物之職，為此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的指示下，羅哲文寫了一篇關於團城的文章，配以大量圖片，發表了出來。為了保住團城，羅哲文數次找梁思成商量，梁思成也一樣心急如焚，甚至把蘇聯專家搬出來共同尋求辦法，最後，羅哲文起草報告，梁思成面陳總理，終於保住了團城。
☆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
在梁思成等學術大師的言傳身教之下，從營造學社開始，羅哲文就養成了嚴謹勤勉的工作態度和作風。在他看來，古建築是凝固的歷史，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就好比一個人失去了記憶，他熱切希望後輩學者能夠接過自己手中的尺筆，好好保護祖國博大精深的古建築遺產。
主持人采訪對話：
主持人：我們發現您保護的領域在一點點擴大，從最初的古長城，到後來的古建築。
羅哲文：這也是梁思成先生的思想，他認為古建築包括的范圍很大。從現代文物保護的角度來看，保護的領域又擴大了，擴大到了近現代的建築，甚至我們當代有價值的建築也應該保護下來，比如說上世紀50年代的「十大建築」里，是不是有些東西需要做保護？這是不能斷代的。
主持人：梁思成先生反對拆北京城牆的時候，好像周圍支持他的聲音並不是很多？
羅哲文：我是支持的，公開支持過，但是當時不起作用，好在當時我還可以做點兒工作。那時我也算是全國負責古建築保護的幹部了，我提出過意見，也寫過報告，我認為梁先生的意見是對的。其實當時有些人誤解了他的意思，他當時說的是，北京城要作為一個整體來保護，包括城牆、街道還有其他重要的文物，因為這個就批判他，說他一點也不讓動北京城。其實他不是這個意思，他不是說一點兒不動，他的中心意思是保護古城另建新區，就是建築新的北京。有人批判他說：你這整個城都保護，不就是一點兒也不能動了嗎？我們怎麼生活呀？當時中央有個方針，要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在北京這個城圈子裡頭，你要搞生產，就要辦工廠，所以在這個方針指導下我們也沒有辦法了。如果當時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建議，北京就可能跟巴黎、羅馬一樣，一個新城、一個老城，那樣的話，北京肯定是新城更新，而古城也肯定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這裡面有一個歷史的根源，當時的認識就是這樣。
主持人：拆城牆的時候您是什麼心情？
羅哲文：遺憾，實在是傷心呀！梁思成先生對北京很有感情，聽說當時他痛哭流涕。城牆不是一下子拆掉的，從1954年開始准許拆城牆，最早拆的是永定門，以後就一個一個慢慢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