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導演都是自己親自畫分鏡頭腳本的嗎
導演一般都是自己親自畫分鏡頭腳本的，畫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在腦中生成畫面，有了畫面組合後，有畫功的導演就直接畫出來了，沒有畫功的導演會寫文字分鏡頭。之後會找到專業的故事版畫師升級或者完善故事版。
導演，是創作影視作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藉助演員表達自己思想的藝術家，是把影視文學劇本搬上熒屏的總負責人。作為影視創作中各種藝術元素的綜合者，導演的任務是：組織和團結劇組內所有的創作人員、技術人員和演出人員，使他們充分發揮才能，使眾人的創造性勞動融為一體。
一部影視作品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素質與修養；一部影視作品的風格，往往體現著導演的藝術風格和看待事物的價值觀。
導演發展背景：
在導演誕生之前，組織演出的工作由劇作家、富有經驗的主要演員或劇院經理來擔任。隨著戲劇自身的發展，戲劇導演的定義也在與時俱進。20世紀，導演的作用在戲劇演出中越來越重要。一般戲劇史公認的第一位導演是德國的梅寧根公爵。
在中國，電影未出現之前，相對歷史的戲劇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導演身份的出現和確立是很重要的——這至少說明，只有在戲劇的各種物質和精神要素都有了相當的積累發展後，才需要導演來統一各戲劇元素，來組織演出。
19世紀末，法國的盧米埃爾兄弟創造了電影藝術，二十世紀初英國的約翰·貝爾德創造了電視技術，影視的出現使導演的再創作以影視文學劇本為基礎，運用蒙太奇思維進行藝術構思，編寫分鏡頭劇本和「導演闡述」。
包括對文學劇本的構思，對導演影視作品主題意念的把握，人物的描寫，場面的調度，以及時空結構、聲畫造型和藝術樣式的確定等。
然後物色和提案提議選擇演員，並根據具體構思，對攝影、演員、美術設計、錄音、作曲等創作部門提出要求，組織主要創作人員研究有關資料，分析劇本，集中和統一創作意圖，確定影視作品總的創作計劃。
導演還要按照製片部門安排的攝制計劃，領導現場拍攝和各項後期工作，直到影視作品全部攝制完成為止。藝術上沒有服從領導和聽命指揮，導演也不是電影的「教頭」，導演的職能就是作為組織電影的安排者之一和電影的總指導者。
『貳』 皮克斯夢工廠的資料
夢工廠與皮克斯的纏斗史
如果說皮克斯的《玩具總動員》開啟了屬於3D動畫電影的新時代，那麼夢工廠動畫的《史瑞克》則開啟了整個動畫電影的新時代。多年來，兩家動畫公司一個走伊甸園路線，一個走邪典路線。皮克斯如履薄冰，夢工廠步步緊逼。兩家公司旗下影片選題頻繁「撞衫」，讓人感覺既精彩，又蹊蹺。這看似陰差陽錯，實則與兩家公司鮮為人知的恩怨情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十年後，兩家片廠扛鼎之作的續集終於遭遇了……
談及兩家公司的恩怨，還要從頭說起。說到皮克斯與夢工廠動畫公司的恩怨，必須提到的一個公司就是迪士尼公司。迪士尼公司是開啟這只魔盒的始作俑者。
1980年代，迪士尼的經典動畫歷經幾十年已經很難再有新的突破帶給觀眾。當時電腦技術剛剛盛行，迪士尼高層看到了未來的前景。1982年，迪士尼推出了基於電腦技術的《電子世界爭霸戰》(Tron)。不幸的是，當時的技術還處於摸索階段。片子的技術意義遠大於可看性。盡管這部雄心勃勃的技術大片票房慘敗，卻激發了許多技術狂人對未來的展望。其中包括一個叫約翰·拉塞特的年輕畫師。
1983年，拉塞特被迪士尼解僱了。這對盧卡斯電影公司來說實在是個重大利好的消息。盧卡斯電影公司正缺乏可以把動畫和電腦技術相結合的動畫師。來到盧卡斯電影公司後，拉塞特在電腦動畫部門如魚得水。他很快開始了對電腦動畫實驗動畫短片的摸索和製作。拉塞特所在的盧卡斯電影公司動畫部門誕生於1970年代。在軟硬體的研發中，這個電腦動畫部門一直處於領先地位。這既是它的長處，也是其日後發展的絆腳石。並不十分明確的定位讓這家公司歷盡周折。
盧卡斯並不指望這個電腦動畫部門能夠盈利。他只把這個部門看作他下部電影的高科技實驗室。很快，對盧卡斯來說，這個部門成了性價比不高的燒錢雞肋。
1986年，史蒂夫·喬布斯以5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了皮克斯。喬布斯仍舊在軟硬體開發應用上下足功夫。但皮克斯多年未能盈利。皮克斯曾製作出高端的計算機圖像和動畫軟體，並憑動畫短片《小錫兵》獲得了1988年的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獎。
隨後，皮克斯製作的一連串動畫短片在業內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傳統動畫師對電腦技術充滿敬畏或敵意。拉塞特則不同，他將電腦技術與動畫完美結合在了一起。很快，迪士尼向約翰·拉塞特拋出了優厚的橄欖枝。彼時的拉塞特已經結婚並有一個繼子。他面臨很大的財務危機。但他有足夠的理由拒絕迪士尼。他不想搬去洛杉磯，也不想與獨斷專橫的迪士尼電影公司領導者傑弗里·卡岑伯格共事。但有些事註定是躲不掉的。
卡岑伯格(中)和斯皮爾伯格合影
動畫電影成長的原罪
迪士尼開始對電腦動畫感興趣時，皮克斯已經成了電腦動畫的領跑者。1990年，迪士尼方面希望與這家公司來次合作。雙方的合作經過相當坎坷。
當時皮克斯的日子很不好過。皮克斯的技術也為其在廣告製作領域打開了市場。但直到史蒂夫·喬布斯買下皮克斯五年後，公司仍舊連年虧損。僅1990年一年，皮克斯的經營業虧損額就超過了830萬美元。有人評價說，皮克斯的部分問題在於，它的軟體技術已經超越了目前可使用的硬體能力。筋疲力盡的喬布斯失去了耐心。喬布斯不甘心就此失敗。1991年，他低價收回了員工手中的股權，裁掉了72名員工中的30名。
卡岑伯格的微觀管理「暴君」聲譽逼跑了不少迪士尼旗下年輕動畫師。這些走出迪士尼的動畫師們來到皮克斯後，發現還要跟迪士尼合作，主觀非常排斥。卡岑伯格則一方面擔心把整部影片完全交給皮克斯發揮的後果，另一方面擔心迪士尼與沒有加入工會組織的皮克斯合作是否違反了工會契約。
盡管卡岑伯格在影片製作上要求苛刻，在經營上卻是個務實的人。他打破了一些條條框框，以促成與皮克斯的這次合作。卡岑伯格決定，不用浪費人力物力讓皮克斯從製作電視節目中摸索經驗了。他同意由皮克斯提供劇本並全程製作。
談判到此為止看似順利，萬事已經具備，但一切只是開始而已。迪士尼與皮克斯不光在收益分成上分歧較大，而且還要求皮克斯共享內部三維軟體「Menv」的技術。幾個月過去了，事情毫無進展。為給迪士尼施加壓力，皮克斯公司跟環球、派拉蒙和哥倫比亞等主流片廠都談了合作事宜。最終，在喬布斯的堅持下，卡岑伯格再次作出了讓步。
1991年3月，拉塞特給了卡岑伯格一個名叫《玩具總動員》(Toy Story)的電影腳本。拉塞特給出的電影腳本比較簡單。故事講的是玩具泰尼被主人遺忘在了加油站。在那裡他遇到了布袋玩偶達米。最終他們成了幼兒園里孩子們的玩具。卡岑伯格覺得故事存在一些問題。兩個主要角色都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尋求同樣的東西。他讓拉塞特加大角色反差。經過修改，第二稿的故事除基調略顯陰暗外，主線已經跟最終的版本相當接近了。
盡管故事大綱已經敲定了下來，主要玩具角色仍然只是個名字，沒有確切形象。起初，泰尼是大兵G.I。喬的形象。隨後，他又成了太空人玩具馬特·梅森的樣子並被更名為登普斯。考慮到戲劇沖突和角色反差，拉塞特將布袋玩具設計成了牛仔形象並命名為伍迪。伍迪這個名字取自美國黑人演員伍迪·施羅德。施羅德出演過約翰·福特和塞吉奧·萊昂內的西部片。
1992年6月，拉塞特製作了一個30秒的測試片段。片段中，伍迪為報復登普斯奪走了主人的愛，將他推了下去。這個片段盡管陰暗，卻展現了傳統手繪動畫無法呈現的技術。昏暗房間里有百葉窗投下的陰影，主角伍迪穿了件格子襯衫。迪士尼高層看後非常欣賞這個片段。他們唯一的意見是覺得布袋玩偶多在恐怖片中出現，希望皮克斯把這個角色的形象改變一下。皮克斯方面則堅持不完全按迪士尼的傳統動畫風格來拍。他們不打算讓片中角色突然唱起歌來。
《玩具總動員》選擇銀幕配角的過程也極為艱苦。孩之寶等大牌玩具公司拒絕授權旗下玩具形象。土豆先生的造型是代表律師進行了無數次談判才拿到的。美泰玩具公司也拒絕授權芭比娃娃形象使用權。相反，大牌電影明星倒是對這部影片充滿興趣。剛演完《費城》的湯姆·漢克斯瘦骨嶙峋地出現在了錄音棚。大家都喜歡漢克斯的表演風格。他即便歇斯底里，也沒人覺得他對社會基本無害。有了漢克斯，這部影片基本成功了一半。
1993年11月19日，迪士尼主管看過故事影帶後意見出現分歧。施耐德覺得劇本存在很大問題，暫停了整個團隊的工作。幾個月後，皮克斯重新修改了故事細節，讓伍迪變得更富同情心。他不再是將巴斯光年推下去的壞人。巴斯光年是因伍迪失控的小計謀撞上跳跳燈陰差陽錯掉下去的。1994年2月，卡岑伯格認可了這個故事，同意皮克斯於4月重新開始製作。
《玩具總動員》的團隊規模得到了迅速擴充，從原先的24人擴大到了110人。迪士尼的預算只有1,750萬美元，並不足以吸引人才加盟。讓團隊新成員感興趣的是，他們將親身參與締造史上第一部電腦動畫電影的全過程。
盡管皮克斯選擇玩具作為影片主要角色主要是出於技術可行性的考慮，但片中還是有著為數甚眾的技術難題需要克服。伍迪和巴斯光年身上都有著700個以上的活動部位。此外，整部影片的鏡頭足有1,561個之多，超越了皮克斯以往製作的任何一個電腦動畫作品。但這些技術難度跟影片籌劃過程的困難相比實在不值一提。
影片製作過程中，編導和動畫師們還在歷次「頭腦風暴」中為影片增加了許多有趣的細節和內容。當時未被採用的點子還包括一隻玩具熊和戴著墨鏡的塑料比薩條。
迪士尼強大的宣傳和發行優勢發揮了威力。《玩具總動員》在全美2,400多家影院上映。一切可以進行廣告合作的產品上都有著影片中的人物角色。迪士尼趕制的影片周邊玩具也被洗劫一空。《玩具總動員》成了首部周末三天進賬2,000萬美元的電影。
喬布斯始終堅持皮克斯與迪士尼的關系是平等合作，因而迪士尼也在不停製作自己的3D電影，希望可以不再過分依賴日益強大的皮克斯。然而，迪士尼距離起跑線實在太近了。更令迪士尼頭疼的是，很快會出現一個足以與皮克斯相抗衡的強勁對手。
拉塞特和卡岑伯格的恩恩怨怨也推動著動畫電影的飛速發展
領頭人的個人恩怨
1984年，邁克爾·埃斯納成為迪士尼執行官後，卡岑伯格便繼續追隨埃斯納，成了迪士尼電影部門的主管。十年間，卡岑伯格獲得了「暴君」的綽號。同時，在他的領導下，迪士尼製作了《誰陷害了兔子羅傑》、《小美人魚》、《美女與野獸》、《阿拉丁》和《獅子王》等經典影片。他工作勤奮，業績顯赫，等待著埃斯納兌現給他提升的承諾。
1994年，埃斯納的左膀右臂弗蘭克·威爾斯在一次直升機意外墜毀中遇難。卡岑伯格自告奮勇希望填補威爾斯留下的空缺。然而，他得到的是埃斯納的敷衍。當他把埃斯納逼到角落的時候，困獸空中發出了一聲悶響：滾！
卡岑伯格經過幾天冷靜思考。他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不單為了前途，他要復仇。他打了三個電話。第一個打給了剛把自己名下唱片公司以7億美元價格賣給華納公司的大衛·格芬。第二個電話打給了事業如日中天的斯皮爾伯格。第三個電話打給了當時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七的保羅·艾倫。
三個娛樂工業的領軍人物和一個承諾「你們要多少錢，我就給多少錢」的大亨創建了夢工廠公司。這家公司啟動資金高達26億美元，誕生之時含了一把碩大的金鑰匙。
卡岑伯格比從前工作得更加勤奮。他要拿一家獨立片廠的業績羞辱老朽的迪士尼。他要讓埃斯納為錯誤的決定付出慘重代價。卡岑伯格後來起訴了迪士尼公司。他拿到了欠款和庭外和解費，共計2.8億美元。
夢工廠的定位不同於任何一家主流片廠，也不同於任何一家獨立片廠。夢工廠旗下影片的製作成本高於其他片廠兩倍。由於沒有強有力的發行渠道，夢工廠獲得的收益往往與成本不成正比。
卡岑伯格並不懼怕風險。他要憑實力說話，從影片質量上磕掉迪士尼。1996年3月，卡岑伯格看中了太平洋數碼影像公司(PDI)。PDI其實跟皮克斯是同時代誕生的公司。PDI與皮克斯的關系也十分友好。兩家公司同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業務過多時甚至還會彼此分享客戶。而皮克斯為製作《玩具總動員》期間從PDI挖牆角時，PDI的創始人也保持了風度。
夢工廠並購PDI後的第一個項目是一個關於螞蟻的電影。這個選題跟皮克斯公司醞釀多時的《蟲蟲危機》不幸撞衫。拉塞特和皮克斯公司的其他人是從報紙上得到這個消息的。拉塞特隨後給卡岑伯格打了電話提出抗議。「他開始講述迪士尼把他趕出去時所用的陰謀。他說他必須做些什麼。」拉塞特意識到，皮克斯公司將不幸成為復仇之火的受害者。皮克斯這顆小樹本身的問題在於，自己離那片林子太近了。
卡岑伯格給《小蟻雄兵》的製作團隊充裕的資金，條件就是盡快完成這部電影。他不斷施展攻心戰術，宣布要將影片上映日期從1999年3月提前至1998年。對皮克斯來說，這無異於晴天霹靂。《蟲蟲危機》里的昆蟲角色運算量和角色數量遠高於《玩具總動員》。皮克斯的團隊們在影片質量和製作周期上頂著諸多壓力。面對窮凶極惡的卡岑伯格，有人評價說，「這似乎是場不顧一切的戰爭。」
《小蟻雄兵》雖然先期上映，票房上還是輸給了《蟲蟲危機》。《蟲蟲危機》的全美票房是1.63億美元，幾乎是《小蟻雄兵》的一倍。前者的全球票房也是後者的兩倍多。這場較量改變了很多：拉塞特不再視卡岑伯格為良師益友，皮克斯感受到了對手帶來的空前壓力，皮克斯在影片製作階段不再透露任何內容……
同題材的《海底總動員》和《鯊魚傳說》，是皮克斯和夢工廠激烈競爭最明顯的表現
題材針鋒相對
在對卡岑伯格咬牙切齒之餘，皮克斯也嘗到了跟邁克爾·埃斯納打交道的惡果。《玩具總動員》上映後第二個月，邁克爾·埃斯納便利用喬布斯的野心和拉塞特的童真空手套白狼了一部合同外的電影——《玩具總動員2》。
盡管當時皮克斯的大部分人員都被抽調過去支援《蟲蟲危機》，以跟《小蟻雄兵》對抗，但還是有少數精銳力量率領不少僱傭軍留了下來繼續製作《玩具總動員2》。這集故事雖然緊湊，影片長度卻略顯不足。以至於拉塞特不得不為空下的12分鍾添些什麼絞盡腦汁。盡管這是部製作縮水的續集電影，商業上卻取得了巨大成功。該片成為當年年度總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全美票房高達2.45億美元，全球票房為4.86億美元。這個成績比皮克斯前兩部電影的票房成績高出許多。《玩具總動員2》在當時是歷史上總票房僅次於《獅子王》的動畫片。
製作《蟲蟲危機》和《玩具總動員2》時，皮克斯便已經開始了雄心勃勃的《怪獸公司》計劃。通過這部影片，皮克斯可以進一步提升毛發的製作水準，彰顯技術實力。可對皮克斯而言，這部影片的製作經歷如同噩夢。由於當時皮克斯缺乏保密措施，怪獸選題同樣外泄給了卡岑伯格。由於《怪獸公司》從創意到成型足足用了五年時間，夢工廠動畫有充裕時間作出反應。2001年5月，夢工廠動畫那部以怪物主角的《史瑞克》上映了。這只是噩夢的開始。
2001年10月，皮克斯同編年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怪獸公司>設定集》。創作了許多兒童歌曲的羅莉·馬德里發現，影片故事和自己創作的音樂劇有很多相似之處。她認為皮克斯公司抄襲了自己的作品，並將皮克斯告上了法庭。此時距離影片上映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假如此時法庭《怪獸公司》發布預先禁止令，迪士尼之前的宣傳費用和影片因錯過檔期帶來的一系列損失將無法估量。影片在全美3200家影院上映的前一天，法官決定不頒發禁止令。這個官司一直拖到次年6月才終結。法官最後判決，同樣的噩夢不算侵權。
《怪獸公司》上映時，夢工廠發行了《史瑞克》的DVD以分散公眾注意力。就在那個周末，《史瑞克》的DVD零售收入超過了《怪物公司》的票房收入。盡管後來《怪物公司》同樣獲得了一致好評，並超越了《玩具總動員2》的總票房成績，卻在奧斯卡頒獎晚會上輸給了《史瑞克》。
2002年10月1日，《怪物公司》上映後不到一年又發生了一起版權糾紛。62歲的藝術家和插圖畫家斯坦利·米勒狀告這部電影抄襲了的手稿。這場官司直到2006年才算了結。皮克斯和其他被告於米勒達成了一個不公開的協議。
內憂外患讓皮克斯公司的高層感到透不過氣。隨後的日子裡，皮克斯加強了保密工作。盡管如此，卡岑伯格仍會盡力打探皮克斯的項目內容，並在最短的時間製作出相同題材與皮克斯打擂台。皮克斯做《海底總動員》，夢工廠做《鯊魚傳說》；皮克斯做《料理鼠王》，夢工廠做《鼠國流浪記》；皮克斯做《機器人總動員》，夢工廠做《怪物大戰外星人》……
盡管當年夢工廠的《埃及王子》獲得了一致好評，卻因成本和發行問題血本無歸。此後迪士尼的《變身國王》《亞特蘭蒂斯》和《星銀島》等片表現令人失望。傳統動畫在電腦3D動畫面前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卡岑伯格也將工作重心轉向了同皮克斯的死磕。
2010年，一部《馴龍記》炸開初夏市場後，夢工廠又推出了《史瑞克4》同皮克斯的《玩具總動員3》進行對磕。兩個老對手的看家之作終於正面交鋒了。這場戰役誰勝誰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還將死磕下去，一如既往。
附錄：皮克斯和夢工廠的動畫電影爭霸戰
皮克斯 夢工廠
1995 《玩具總動員》
1996
1997
1998 《蟲蟲危機》 《小蟻雄兵》、《埃及王子》
1999 《玩具總動員2》
2000
2001 《怪物公司》(11月) 《史瑞克》(5月)
2002 (《小馬王》)
2003 《海底總動員》 (《辛巴達》)
2004 《超人特攻隊》 《史瑞克2》、《鯊魚傳說》
2005 《馬達加斯加》
2006 《汽車總動員》 《籬笆牆外》、《鼠國流浪記》
2007 《美食總動員》 《史瑞克3》、《蜜蜂電影》
2008 《機器人總動員》 《功夫熊貓》、《馬達加斯加2》
2009 《飛屋環游記》 《怪物大戰外星人》
2010 《玩具總動員3》 《馴龍記》、《史瑞克4》、《超級大壞蛋》
2011 《功夫熊貓2》、《靴貓》
『叄』 道格拉斯·戈登的個人作品
戈登引用經典電影，小說等人們熟悉的事物進行加工再創作，這是其創作方式之一，其中以1993年創作的影像裝置作品《24小時驚魂記》最為人所知，可以說是他的成名作，作品以希區柯克（Alfred Hithcock）的經典驚悚電影《驚魂記》為素材模板，在沒有對原作品內容做任何改動的情況下，將其變成無聲，並將原本2小時的作品放慢延長至24個小時之久，在一個大型的暗空間的中央的銀幕上放映，這就是戈登創作的影像作品《24小時驚魂記》，放慢了的鏡頭，就好像每一張照片緩慢地重現在人們眼前，而這些畫面好像又似曾相識，每一幕，每個畫面瞬間的時間被延長了，每個畫面似乎被定格了，每個細節都顯露無疑了，而原本那些令人心驚的恐怖鏡頭也在這樣緩慢的進程中變得不再恐怖了，浴室里的那一幕已沒了那麼深刻的驚嚇效果了。被放緩了的鏡頭，加上那些有點模糊而又緩慢的影像讓每一秒時間都充滿了新的意義。
《驚魂記》這是希區柯克執導一部關於謀殺與精神病患的經典驚悚影片，故事講述的是一名盜取公款的女郎在逃亡期間投宿於一家汽車旅館，卻在浴室中被精神分裂的狂人殺死，她的妹妹和男友加入警方的調查，在逐步偵查下終於揭露狂人的真相，旅社經營者諾門貝斯(Norman Bates)與他的母親住在這黑暗陳舊的房子里，一起經營著旅館，而他卻是一個患有經神病的年青人，更將家中的浴室變成一個最令人害怕的殺人現場，一旦旅客住進他們的旅館，幾乎沒有人能夠毫發無傷的退房，影片充滿了濃重的緊張、懸疑的氣息，給觀眾強烈的震撼，也是觀眾熟悉的影片。而《24小時驚魂記》讓觀者由眼前的影像憶及曾經經歷過的記憶，是探索想像與記憶共同編織而成的一次視覺經歷。
在一個安靜的空間里，人們要花好長一段時間來觀看影片或是觀看著一部不斷重復著同一個動作的影片，在欣賞過程中，時間慢慢地流逝了，人們也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感受著時間的流動。鏡子上一直在重復著那句「我已經改變了，你也已經改變了」，在現實生活中那或許被用來當作一個借口或是一個安慰，然而那更像是一句箴言。每個人都聽說過它甚至每個人都用過它，然而當你在鏡像中看到它的時候或許仍然無法更深刻的理解「我」與「你」的區別。這件作品也體現了戈登創作作品的主題：認識與重復，時間與記憶，黑暗與光明等，戈登試圖通過這種影像呈現的方式來體現影像與永不停歇的時間之間的關系。
戈登在創作這件作品後稱：「《24小時驚魂記》，在我看來，不是對一件簡單的對原作品的復制，它不是直接的盜用。原作品是一部巨作，我也喜歡經常翻翻看看……我想保持希區柯克作品的原意，不想改變，這樣當觀者觀看我的作品時，想到的更多的是希區柯克而不是我，即使一點也想不起我，也沒關系……」
1999年戈登在高古軒舉辦的個展「Through a looking glass」，包括兩件大型的錄像裝置，引用了好萊塢經典電影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幕——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計程車司機》電影中最經典的一幕，戈登將觀者置在了Travis Bickle的兩大影像中間，一個是真實的崔維斯·拜寇（Travis Bickle），另一個影像則是「真實的反映」。這兩件影像作品最初出現在鏡面中相互映襯著，配以狂躁的一段獨白，給人視覺與聽覺上的極大沖擊。在作品中，崔維斯的手槍從兩側對准自己和我們，從客廳或劇院里的安全位置看作品，我們對崔維斯的狂怒與暴力感覺更敏感了，並與之產生了共鳴，戈登將我們引入了玻璃中的兩張崔維斯的臉，兩張鏡像更發出了「你」與「我」的字樣的聲音，縈繞在我們的耳邊，就像子彈在我們頭頂周圍飛過，而我們卻不知所措，不知道該先保護哪一個。
《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是1976年由馬丁·斯科西斯執導的好萊塢經典電影，是第一部描寫越戰對參戰軍人所造成影響的電影，以其優秀的演出和直析的寫實主義風格而受到贊揚，主角崔維斯極有可能受戰後失調症所苦(後記載於1980年美國心理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SM-III))。他那斯巴達式的生活形態以及選擇低收入又沒有出路的工作的模式，正是許多受苦於此症狀的退伍軍人的寫照。心理或身體上有殘疾的退伍軍人被政府或社會遺忘, 並且沒有得到適當的補償。此外影片也描寫了嚴重的孤獨與疏離感造成的影響, 這是「類分裂性人格疾患」的徵兆, 伴隨著因社會的不公義而遷怒到他人的傾向, 最終採取了殺人行動。影片的宣傳詞：每個城市，每條街道，都有個無名小卒夢想著成為大人物。 一個孤單被遺忘的男人，絕望的想證明自己還在活著。
在作品《10米/秒》[10 ms-1，1994]中，戈登借用了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醫學膠片元素。一面碩大的斜屏上無聲地循環地投影著一個男人，屏幕的傾斜，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我們感官上的平衡，讓我們能更接近畫面中的人物，對他的境遇感同身受，與之產生共鳴。第一眼看去，男子似乎在進行體操訓練，而隨著情節的發展，他的身體不斷地痙攣抽搐著，每當他試圖努力爬起的時候，他那蒼白無力的肢體似乎在阻撓著他站起來，他只穿著內衣，更增添了他的脆弱性。他一次又一次的嘗試和失敗不禁激起我們的憐憫和同情，也開始意識到這個男人也許是一個外傷嚴重，正處於苦難中的人，他的痛苦同樣折磨著觀者，這種不適促使觀者開始思考所看到的一切，沉浸在無休止的站立和失敗的循環中，我們的思想在他身上游離著：他看起來是那麼健康，我們開始懷疑是不是哪裡出了錯。
這件作品可以說是《24小時驚魂記》（24 Hour Psycho）（1993年）的延續，後者也進行了慢動作處理，通過放慢或者循環原版電影膠片來增加懸念，作品的源腳本無法找到，更是給作品增添了不少懸念，而所能找到的腳本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為我們的解讀增添了一層新的感傷和歷史厚重感。通過作品，戈登想要論證的是，我們對環境的感知來源於它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方式。對內容的變化，改變了電影的含義。作品名稱來源於一個物體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墜落的速度，比如身體正常落下的速度。強調了時間的流動，動作的緩慢及循環的過程。在戈登的作品前，人們的目光很難從痛苦、遲緩的框中人身上挪開。正如戈登在一次訪談中所評論的：「恐懼、排斥和魅力同是這一學科（神經心理學）和電影世界的關鍵要素。」 用電影來表現人的精神世界及心理狀態。
戈登的另一件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電影再創作作品《穿行在黑暗與光明之間》（Between Darkness and Light, 1997）更是對電影再創作的一個經典，將亨利·金（Henry King）的《聖女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 1943）和威廉·弗萊德金（William Friedkin）的《驅魔人》（The Exorcist, 1973）同時播放在銀幕兩側的，這就成了戈登的作品《穿行在黑暗與光明之間》，兩部電影都是描述被靈魂附身、有關信仰與疑惑的電影。
戈登並未改變兩片播放的速度或配音，而是讓影片從頭到尾播放完後再重復他們；彩色的《驅魔人》和黑白的《聖女之歌》，雖然分別代表邪惡與善良的主題，但被藝術家放置在一起卻並不顯得唐突，且還呈現出相互補償的圖像結構，代表善與惡兩種極端主題的電影放在一起處理，便顯現了強烈的對比效果，它們各自獨享的特殊音軌混雜了美好與邪惡之間強有力的競爭，結合在一起的影片並沒有給人混亂的感覺，反倒有一詭異的美感和原始故事所沒有的沖突，尤其是當《驅魔人》的惡魔與《聖女之歌》的修女出現在同一畫面的剎那，銀幕的兩面彷佛成了善與惡，聖潔與惡魔的交戰，體現了屬於戈登作品中的慾望與恐懼、生命與死亡、善良與邪惡、真實與虛構的二元對立。《穿行在黑暗與光明之間》打亂了人們傳統的觀賞經驗，瓦解了人們習以為常的感官認知，讓人反思如何從自身經驗來體驗周遭事物的意義。戈登的影像裝置揭露了個人的扭曲的記憶與現實的差距。戈登的很多作品都是無聲的，而《穿行在黑暗與光明之間》卻帶有音軌，這對戈登來說，是一次有趣又誠實的實驗，誰也不知道一旦聲音被擴散開來將發生什麼。
2002年戈登創作的兩個作品《霧》（Fog）和《黑星》（Black Star）都涉及到了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1824年的小說《一個清白罪人的私人回憶錄與自白書》（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小說以加爾文主義下的蘇格蘭社會為背景，及早期的「雙重意識/二元性」的心理學理論的萌發，小說主人公Robert Wringhim是一個正直的人，但受其陰險的同伴Gil-Martin的蠱惑，Robert Wringhim犯下了一系列的殘暴的罪行，甚至殺死了自己的哥哥，但Gil-Martin一直沒出現過，隨著小說劇情的發展，Wringhim的思想的掙扎及其心裡的復雜性逐漸地顯露出來了，讀者也開始懷疑Gil-Martin是否真的存在亦或是他就是Robert Wringhim自己人性陰暗一面的寫照呢……
「Fog」，基於小說的創作，一部關於邪惡故事的小說，而據藝術家自己稱，出演的這個人是其孩子的教父，這兩者間的鮮明對比，更使作品周圍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而影棚則布置成電影《致命誘惑》中格蘭?克羅斯與米歇爾?道格拉斯對打的那一段經典的場景，充滿了煙霧，但當煙霧慢慢散去的時候，觀者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景象：一個看著自己影子的男人，而同樣的畫面也呈現在銀幕的另一邊。他有兩個影子，亦或可以說他與另一個他合用著同一個影子，這符合了西方的吸血鬼傳說，同樣引起了人們的恐懼。對於小說情節的人來說，他們會意識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個瀕臨死亡的人，對於不知書中內容的人來說，這種恐懼感也依然深刻。攝像機繞著一位靜默的周身圍繞著霧的人物拍攝，霧氣漸漸散去。這些畫面被放映在一個透明屏的兩邊，但是不同步，這樣，一個就成了另一個的重疊，這樣主人物與放映中的另一個他相互交叉，變成了一個，變得獨特，也變得永無停歇了。
在「Black Star」中，人們身處於一個簡易的空間——也就是「星」，戈登利用人們的一個普遍的共識：在聖經及神話中，人們只有站在五芒星的最中間，才能將魔鬼撒旦召喚出來。戈登設置了這樣的一個圈套或是玩笑，其目的就是想看看人們在意識到藝術家的用心之前會不會站到「星」中間的那個位置上，因為在人們的意識中，這畢竟關乎著生命。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Hogg小說中，你無從得知那是否是一個騙局，也無法知道那究竟真的是魔鬼顯靈還是Robert Wringhim的幻想。裝置作品是一個完全漆黑的空間，戈登的聲音充斥著這個除了自己之外一無所有漆黑的空間，而這個聲音對於進入空間的觀者來說，無疑是一種安慰。戈登稱創作這個作品的最初想法是想通過作品來反映在小說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即便這個小說採用的是非常簡單直白的敘述方式，但當你真正進入其中的時候會發現，這些簡單直白的東西全部憑空不見了。
1996年，戈登同樣是基於Hogg小說的作品《一個清白罪人的懺悔》（「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贏得了當年的特納獎。
受安迪·沃霍爾創作方式的影響，戈登做過一個安迪·沃霍爾的《帝國大廈》的摹本，稱之為《私刻版帝國大廈》，如同是一個業余電影愛好者翻拍的著名導演的經典大作——那是一件很不穩定的作品。戈登用攝像機對著它拍了第一個小時，然後再拍下了最後一個小時——一件持續兩個小時的作品，體現了時間與藝術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當一個事物在生理上深刻影響你的時候，在你的心理上它也已經留下了自己深刻的痕跡。
安迪·沃霍爾的作品及創作方式對戈登影響深遠，戈登欣賞沃霍爾的作品《我的皮條客》時，不禁贊道：「很工業化，太酷了」。受沃霍爾對公眾名人絲網印畫的創作方式的影響，戈登創作了《自我肖像》（Self-Portraits）系列作品，這個系列的作品中極大地體現了戈登對「鏡像」的濃厚的興趣，在一個對戈登的采訪中，戈登稱對於「鏡像」運用的興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恐懼以及眾多可能從青少年的窺淫癖演變到中年人的施虐癖或者其他想看而又不希望深陷其中的那種很盲目的情緒混雜而來的。在「Self-Portraits of You + Me」系列中，戈登對眾多名人的海報或照片進行再創作，人物形象被損毀，有些人物的眼睛像是被人從臉上挖掉了，亦或是人物的臉像被焚毀過，而在每幅再創作的照片的後面則是一個鏡面，人們看著畫時，鏡面中顯示出的卻是自己，將自己與畫中的公眾人物放在一起，自己是完整的，而偶像卻是殘缺的，讓人們相信自己，不要過度崇拜。在這個系列作品中，藝術家探索過度崇拜的觀念及廣告形象的意外毀損。
「Self-Portraits of You + Me：Bond Girls」，是戈登對過去四十年007電影中的女明星的照片進行再創作。《邦德女孩》每幅圖片中，人物形象的眼睛被從臉上挖掉了，人們只能通過過往的記憶印象和剩下的部分來辨認。在每幅再創作的照片的後面是一個鏡面，挑戰著觀者的觀賞，越過照片的殘余向鏡面中看去，戈登在這個藝術體系中暗中顛覆了我們對偶像的認識。
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是一套小說和系列電影的主角名稱。小說原作者是英國作家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在故事裡，他是英國情報機構軍情六處的特務，代號007，被授權可以幹掉任何妨礙行動的人。他的上司是一位神秘人物「M」。他為英國情報局工作。他的經典開場白是：我的名字是邦德，詹姆士?邦德。他既是一個出色的間諜，也是一位風度翩翩的紳士。他常駕駛一輛與眾不同的跑（阿斯頓馬丁），並配有殺人執照。他有許多的敵人，都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敵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只有一個慾望，那就是統治整個世界和世界上的所有人。詹姆士?邦德的任務就是要阻止他們的野心。他總是以它獨特的方式殺死敵人。在沒有比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結局更有戲劇性了！
2007年戈登在高谷軒畫廊舉辦的「Self-Portraits of You + Me：After the factory」，依舊是好萊塢明星圖片的再創作，以中世紀電影明星的宣傳照為創作模板，照片中人物的眼睛被冷硬的黑、白、或是光滑的鏡面所代替。戈登是個集體記憶及出奇觀念的魔幻師，揮動著他那用流行文化的日常事物所做的魔杖，包括好萊塢電影，科幻電影，搖滾巨星的照片，亦或是詩歌中意味深奧不明的詩詞。在他的多樣的影像作品中，戈登技巧性地注入了他藝術方面的才智和恐懼，操縱控制著觀者對熟悉的事物變化了的反應。
用鏡子將觀眾納入作品當中，時而自己直接在作品中登場，讓觀者在他的作品調查過程中扮演著偵察者與見證者的身份，為觀賞者帶來一份新鮮的感動，從鏡子里看到這些人的時候，或許不像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那樣罪惡、恐怖。觀者可以看到很多完全清白的東西，而不是那些發生在屏幕之外的現實中變了樣的事情。 戈登還以自己的身體為創作的模板，創作了許多與人體相關的片段作品。戈登對那些發生在我們可視范圍之外的事物更感興趣：假設這些事情發生在了我們的手和腳上呢，那會怎樣呢?以人體為素材的創作顛覆了盲目崇拜的觀點，讓觀者在欣賞作品的時候不會輕易盲目的去迷信去崇拜。
2001年2月戈登在高古軒畫廊舉辦了個展「Thirteen」，展出的作品是取材於Robert Louis Stevenson1983年的名作「Treasure Island」（金銀島）。
在作品中，手掌上的黑斑是一個凶兆的預示，也成了死亡的一個標志。在《黑斑》系列中，戈登拍攝了13張自己左手的偏光板的照片，左手的中間是一塊圓形的黑斑，正是根據小說節選中的那個死亡情節創作的，並把它們放大到三英尺的大型尺寸。那並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有關人體的片段，而是對心理學的解讀，這些人體的片段是為了讓人們審視和自己的身體相隔一定距離之外的那些東西。
《分裂的自我》亦是另一件與身體相關的作品，戈登將自己的一隻手臂上的毛刮地乾乾凈凈，另一隻不做改變，這樣兩只手臂看起來就不一樣了，然後兩只手臂之間的較量開始了，或許我們可以將其看成是兩個不同的人在爭斗、在比賽一樣，作品在兩部電視機上進行展示，作品名為「分裂的自我」，題目就很好地解釋了作品的內容，也為戈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由，可以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戈登躺著，兩只手臂交叉著，看起來像兩個人，通過攝像機拍攝出來的畫面感覺上不是只有一個人。戈登以前一直在讀《化身博士》關於精神分裂之類的小說，戈登稱這是一個很能出點成績的領域。
《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 Mr. Hyde) 出自與狄更斯同時代的英國著名作家史蒂文生的筆下，講述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傑克醫生喝了一種試驗用的葯劑，在晚上化身成邪惡的海德先生四處作惡，他終日徘徊在善惡之間，其內心屬靈的內疚和犯罪的快感不斷沖突，令他飽受折磨。這種貌似荒誕無稽的故事其實蘊含了最深刻的人性命題：人，到底是簡簡單單黑白分明一成不變的非善即惡，還是既善亦惡，時善時惡？「變身怪醫」也是文學領域中眾人皆知的藝術形象。
戈登利用身體創作的另一種方式是在身體上刺青，經常會有倒寫的「always、forever、everyday以及」trust me等字樣，戈登稱這是其藝術的現實價值所在，藝術家的出身背景決定了刺青在他的家庭裡面是被嚴格禁止的。身體上的這些無可磨滅的標記——刺青是藝術家堅持自己喜愛，不受傳統等的約束，體現藝術家叛逆的一面。
《收屍人》[Croque Mort，2000] 則擴展了戈登用自身作為研究依據的興趣，因為他在這個作品中拍攝了自己剛剛出生的女兒。重疊也是戈登在作品中表現出的另一個興趣，這個包括七張照片在內的系列作品表現的是一個具有強烈效果的自我封閉的視覺裝置，作品被放置在一間完全紅色的房間里，像母親子宮的內部。「Croque Mort」，在法文里，是「收屍人」的意思，據傳說收屍人會在人們剛剛離世時咬他們的腳，以檢驗他們是否真的死了，亦稱為「咬死人的人」。根據傳說，在這個系列作品裡，戈登的女兒咬著自己的腳和手指玩，雖然這只是一個新生兒出於天性在對自身的生理存在進行確認，但戈登通過對這種行為的高度特寫以及賦予作品這樣一個具有邪惡意味的題名，從而提醒我們人的生理機體的死亡必然性。因此這個本來可以讓人心生憐愛之情的嬰兒系列照片，卻讓觀眾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體驗。 道格拉斯·戈登在以他的慢速度來分散觀眾的注意力，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產生各種各樣的聯想——我何時在哪看到過這個鏡頭？我是否也能這樣彎曲自己的手指？這種喚醒人們記憶的思想同樣運用在一個大型的寫滿文字的作品中。在這個題為「名單」的錄像作品中，道格拉斯·戈登將自己曾經見過的人的名字全部記錄下來，作品1990年第一次展出時包括1440個人名，1996年這個名單增加到2756人，這是一個緩慢地進行著的作品。
《裝死；真實時間》與《B級電影》都是涉及生命與死亡的主題。對於作品「Play Dead：Real Time」戈登用一隻印度大象作為主要拍攝內容。大象一直以來被經典性地用來象徵著記憶，在這里，大象則喚醒了我們對馬戲團、動物園的記憶，對自然記錄，野性的力量的記憶，正如展名所體現的那樣，大象按照指示，在試圖站起來之前倒在了一側，想法的不可能性，及無法完成性，兩種動作想要同時完成是不可能，這正是藝術家一直對對立二元性的研究，控制與自由的意志，生與死等主題。對此作品，戈登稱他的作品更像是對記憶，曾經聽過的故事，看過的電影的研究探索……
《B級電影》，一部關於蒼蠅之死的影像作品。在《B級電影》中，我們目睹了一隻垂死掙扎蒼蠅的一次次抽搐動作，這些畫面看起來是那麼冷酷無情，令人毛骨悚然，而冷酷的鏡頭卻驅使吸引著人們去觀看，在情感上越是想和屏幕上所發生的事件決裂，我們就越是被吸引，吸引著去審視這些腳本給我們帶來的異樣的感受，並思考影片所蘊含的內涵及影片本身帶來的視覺震撼。正如雷蒙德?貝盧爾的簡潔評論：「戈登讓影片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我雖已經死去，但我仍然可以在此存活著。」這些特殊的畫面使整個作品都貫穿著一種類似於感情創傷之類的含義，像記憶中那種經常出現的感傷事件，帶著令人不安的信息，讓我們不由自主地去觀看。與《B級電影》類似的作品《狂亂》（Hysterical）（1994-95年），放映的是一位年輕女子被弄得渾身痙攣，然後又恢復原樣。
以最簡單的方式製作的30 seconds》不是呈現在欣賞者眼前的影像裝置，人們進入一個黑色的房間，在完全不知道將會遇到什麼的情況下，一個掛在天花板的小燈泡突然亮了起來，人們才發現黑色的牆壁上寫著幾排白色文字，而30秒後燈泡就自動熄滅，觀者只有在電燈的亮滅短短的時間之間閱讀牆上的文字。文字描述的是20世紀早期的一位法國醫生主導的一次實驗，他舉著一顆剛在斷頭台砍下的頭顱，觀察剛與身體分離的頭顱對刺激物有什麼反應，醫生指出，人在聽到別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時，他的眼睛張開與合上作為回應所用的時間大約是30秒，而30秒剛好也是一般人閱讀牆上的白色字樣所需的時間，這些文中相互作品的巧合，死去的人的直覺感知，及自身設定的「最後期限」是戈登主題的最簡潔的詮釋。時間不僅是外在與內在、生命與死亡、人造和想像的，更與個人的身體和自然世界息息相關。
戈登和另外一位藝術家菲利浦·帕雷諾共同製作了一部關於法國足球傳奇人物齊內丹·齊達內的影片——《齊達內，一幅21世紀的肖像》「Zidane, Un portrait 21eme siecle, 2006」。這部電影在2006年戛納國際電影節上展映，受到了很高的評價，影片的長度剛好相當於一場足球比賽的時間，影片集中鎖定在齊達內一個人身上——隨著比賽的進行，影片對齊達內的情緒和反應進行特寫鏡頭的跟蹤。這部影片進一步發展了藝術家對於藝術、電影和影院之間關系的興趣。作品於奧運會期間在北京都亞特畫廊展出，作為奧運會特別策劃的一部分。
戈登利用將同一畫面倒置的創作方式，給觀者一種新的視覺體驗；利用重復的圖像組合來轉換視覺角度，讓觀者盡可能看到不同的事物。作品《M：徒勞的恐懼》（M: Futile Fear, 2006）是戈登拍攝巴黎國家劇院指揮家詹姆斯·柯隆（James Conlon）指揮的過程，將拍攝內容同時投射在三個排列在一起的銀幕上，中間的銀幕呈現指揮家正面的動作，集中在指揮家的面部表情與雙手的動作，尤其是指尖、汗滴、眼睛、嘴唇的特寫，而兩側銀幕曾將相同的畫面倒置過來、變成左右顛倒的對稱結構，也讓三個銀幕的圖像組合成有如「M」的樣子。影片中看不到任何一位管弦樂團成員，也無法確認指揮家所在的位置，那些特寫鏡頭占據了整個銀幕，使得作品變成半抽象的畫面。銀幕對面的牆上的一排喇叭，當人們觀賞作品的時候，剛好能聽到耳朵兩側喇叭傳來希區考克的《迷魂記》（Vertigo, 1958）電影配樂；代表懸疑的音樂配合著眼前令人暈眩的畫面，使原本抽象的圖像像是在傳達神秘、感傷的訊息。模糊的畫面，感傷的音樂操縱者人們的視覺與聽覺的反應；揭露了不同的感官間微小卻顯著的斷裂。同樣的創作方式也運用在作品《左邊是對的，右邊是錯的，左邊是錯的，右邊是對的》（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and left is wrong and right is right, 1999）。
對人們熟悉的事物進行加工再創作，讓觀者在搜集眼前所見時，也加入過往的經驗，給觀者一種新的體驗。重復、延長、重疊、倒置的影像，不僅就像時間的輪回、延續、累積、流向，更宛如一個追尋回憶、認知的過程，將過去的記憶與人們的聯想結合在一起，讓影像具備了更深的意義。利用自己的身體為研究模板，讓人們對自身產生新的認識，破除了盲目崇拜；戈登的作品還探索了諸多關於二元性：生與死，存在與消亡，善與惡、真實與虛假、記憶與忘卻等。戈登還探索了與人的精神心理相關方面的問題。
『肆』 幫忙查找關於「夏衍」的資料。
夏衍（1900-1995），出生於浙江杭縣，是我國「五四」以來最負盛名的電影劇作家、戲劇作家，中國革命文學藝術運動的活動家，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在電影，戲劇，散文，評論諸多領域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夏衍1927年進入文藝界。1929年10月，他與鄭伯奇，阿英等人組建了上海藝術劇社，夏衍第一次擔任導演工作。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員，1932年進入「明星」影片公司編劇顧問。他首次將高爾基的《母親》（劇作）介紹給中國人民，這是我國翻譯的第一部蘇聯電影劇本。
1933年3月，他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狂流》問世，此後他陸續創作了大量電影劇本。同時，他在戲劇界中也創作多部作品在革命戲劇運動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作品散發著強烈的時代氣息，並且始終遵循著「戲劇為革命服務」的方針。
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職務。
夏衍的主要作品有：《青春之歌》、《春蠶》、《林家鋪子》、《祝福》、《革命家庭》（曾獲1962年第二屆百花獎最佳編劇獎）等。
1995年，夏衍獲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
『伍』 瑪格麗特 杜拉斯 生平簡介 著作
杜拉斯 資料
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台港澳地區譯為瑪格麗特·杜拉, 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法國作家。
1914年瑪格麗特·多納迪厄生於印度支那嘉定市。她父親是數學教師，母親是當地人小學的教師。她有兩個哥哥。在印度支那度過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成了她創作靈感的源泉。1943年她自己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父親故鄉的一條小河的名字杜拉斯。
杜拉斯的在大學里學過數學、法律和政治學。畢業後從1935年到1941年在法國政府殖民地部當秘書，後來參加過抵抗運動並加入共產黨；1955年被共產黨開除黨籍。
她的成名作是自傳體小說《抵擋太平洋的堤壩》（1950年）。在她後來的作品中通常描寫一些試圖逃脫孤獨的人物的故事。她早期的作品形式比較古典，後期的作品打破了傳統的敘事方式，並賦予心理分析新的內涵，給小說寫作帶來了革新，常被認為是新小說派的代表作家，但遭到作者本人的否定。1984年，她的《情人》獲得龔古爾文學獎。
杜拉斯的文學作品包括40多部小說和10多部劇本，多次被改編成電影，如《廣島之戀》（1959）《情人》（1992）。同時她本人也拍攝了幾部電影，包括《印度之歌》和《孩子們》。
杜拉斯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說，她不停的創作的正是這部小說。這個故事裡充滿著酷熱、暴風雨、酒精和煩躁不安，對話和失語、閃電般的愛情等等。杜拉斯很難描述，溫柔還是暴躁？天才還是自戀狂？（參看勞爾·阿德萊爾的杜拉斯傳《瑪格麗特·杜拉斯》）首先我們應該相信她自己寫的：「我是作家。其它的都盡可忘掉」。她在作品中敘述了「說」的需要、艱難和恐怖。
為了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必須忘掉糾纏我們的煩惱。可是寫作既能掩蓋也能曝露。所以杜拉斯在試探，重復，在尋找恰當的詞語，「試著」寫作，就像「試著」去愛一樣，心裡明知道永遠也不可能達到。不可能的愛情和對愛情的追求是杜拉斯作品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她的小說經常圍繞著一個爆炸中心，通常由一個瞬間的暴力場面引起敘述。廣島與愛情，死亡和肉慾象徵地的糅合在一起。「毀滅，她說」。這種語言又與音樂結合在一起——這是一種大海一樣的音樂，圍繞一個主題無窮的變幻，傾訴和歡慶，控制和失控……
瑪格麗特·杜拉斯與1996年3月3日逝世，葬於蒙帕納斯公墓。
杜拉斯的作品
《厚顏無恥的人》 1943年/小說 布隆出版社，1992年伽利瑪出版社再版
《平靜的生活》 1944年/小說 伽利瑪出版社
《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1950年/小說 伽利瑪
《直布羅陀的水手》 1952年/小說 伽利瑪
《塔吉尼亞的小馬》 1953年/小說 伽利瑪
《樹上的歲月》1954年/短篇小說集 伽利瑪,收有《蟒蛇》、《多丹夫人》、《工地》
《街心花園》 1955年/小說 伽利瑪
《慢板如歌》 1958年/小說 子夜出版社
《塞納－瓦茲的高架橋》 1959年/戲劇 伽利瑪
《夏日夜晚十點半》 1960年/小說 伽利瑪
《廣島之戀》 1960年/電影腳本 伽利瑪
《如此漫長的缺席》 1961年/電影腳本 與熱拉爾·雅爾羅合作，伽利瑪
《安德馬斯先生的下午》 1962年/短篇小說 伽利瑪
《勞兒·維·斯坦茵的迷醉》 1964年/小說 伽利瑪
《戲劇——卷一》 1965年/戲劇 伽利瑪
《副領事》 1965年/小說 伽利瑪
《音樂》 1966年/電影 與保爾·瑟邦合作執導
《英國情人》 1967年/小說 伽利瑪
《英國情人》 1968年/戲劇 伽利瑪
《戲劇——卷二》 1968， 伽利瑪
《毀滅，她說》 1969年 子夜
《毀滅，她說》 電影 伯努瓦·雅戈
《阿邦.薩芭娜和大衛》 1970年 伽利瑪
《愛》 1971年/小說 伽利瑪
《黃色太陽》 1971年/電影 伽利瑪
《娜塔麗·格朗熱》 1972年/電影 伽利瑪
《印度之歌》 1973年/戲劇，電影 伽利瑪
《恆河女子》 1973年/電影 伯努瓦·雅戈發行
《娜塔麗·格朗熱》 1973年 伽利瑪
《談話者》 1974年/與克薩維耶爾·高提埃的對談 子夜
《巴克斯泰爾，蔽拉·巴克斯泰爾》 1976年/電影 伽利瑪
《加爾各答的荒漠里她的名字叫威尼斯》 1976年/電影 伯努瓦·雅戈發行
《樹上的歲月》 電影 伯努瓦·雅戈發行
《卡車》 1977年/電影
《卡車》1977年/劇本 子夜 收有與米歇爾·波爾特的對談
《瑪格麗特·杜拉斯的領地》1977年 子夜 與米歇爾·波爾特合作
《伊甸影院》 1977年/戲劇 商神出版社
《黑夜號輪船》 1978年/電影
《塞扎蕾》 1979年/電影
《墨爾本奧蕾里婭·斯坦納》 1979年/電影
《溫哥華奧蕾里婭·斯坦納》 1979年/電影
《薇拉·巴克斯泰爾或大西洋海灘》 1980年 阿爾巴特羅斯出版社
《坐在走廊上的男人》 1980年/短篇小說 子夜
《80年夏》 1980年 子夜
《綠眼睛黑頭發》 1980年 《電影日誌》
《阿伽達》 1981年 子夜
《阿伽達或無限閱讀》 1981年/電影
《外面的世界——卷一》 1981年 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
《年輕姑娘和小孩》 1981年/錄音磁帶 揚·安德烈亞根據《80年夏》改編，瑪格麗特·杜拉斯朗讀
《羅馬對話》 1982年/電影
《大西洋人》 1981年/電影
《大西洋人》 1982年/短篇小說 子夜
《薩瓦納海灣》 第一版1982年，增補版1983年 子夜
《死亡的疾病》 1982年/短篇小說 伽利瑪
《戲劇——卷三 1984/戲劇 伽利瑪
《情人》 1984年/小說 子夜
《痛苦》 1985年 P．O．L．出版社
《音樂之二》 1985年 伽利瑪
《契河夫的海鷗》 1985年 伽利瑪
《孩子們》 1985年/電影 與讓·馬斯科羅和讓·馬克·圖里納合作製片
《藍眼睛黑頭發》 1986年/小說 子夜
《諾曼底海岸的妓女》 1986年 子夜
《物質生活》 1987年 P．O．L．出版社
《愛米莉·L．》 1987年/小說 子夜
《夏雨》 1990年/小說 P．O．L．出版社
《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 1991年/小說 子夜
《揚·安德烈亞·斯坦納》 1992年 P．O．L．出版社
《寫作》 1993年 伽利瑪
《一切結束》 1995年 P．O．L．出版社
《小說，電影，戲劇，1943年一1993年回顧》 1997年 伽利瑪
『陸』 中國電影藝術的思想
中國電影理論
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但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還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電影理論無論就其研究對象還是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就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①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②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 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系的研究。
③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 。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戲」 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 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 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 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 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 。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結構、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 、「流暢」 。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 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 和「形式美」 ;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 。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 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 和「教化社會」 ，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1928年洪深翻譯С.□.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 ,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 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 。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 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 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 、「結構上的簡捷鮮明」 、「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 、「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 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 。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 ，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 。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 、「密針線」 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
(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 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 ，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 。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 ，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 、「創一代之新」 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 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 ，認為它們都在應破除之例，主張創思想、形像、藝術構思之「三新」 。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幫」 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 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新時期中國電影理論「文化大革命」 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 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 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 ，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 和「電影和戲劇離婚」 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 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 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 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 ；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 ；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 。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 和「決定」 、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 和「完成」 的「文學價值」 。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 和「文學價值」 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 ,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 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 「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 「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 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 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 。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 ；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 。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 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 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戲曲、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 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 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
『柒』 編劇、導演、製片人有什麼區別
1、導演：製作戲劇或影視片的過程中，指導演出工作者的人。
導演更多的時候可能會是和編劇討論劇本，和演員講戲，和攝影燈光討論光影，
有時甚至是去檢查道具的製作過程，導演關心所有和影片相關的工作是否能達到自己的要求。
2、監制：提供概念設想和大的建設性意見，會參與劇組重要決策，但不負責具體的劇本創作和導演拍攝。
3、製片人要拉贊助、找編劇寫劇本，物色導演，連同攝影 燈光 美術 道具 服裝 場務 後期合成 3D特效都是製片的負責范圍。
從前期的發現劇本，尋覓適合的拍攝地點，到拍攝中負責財務開支，監督影片的拍攝製作過程，和拍攝後的剪輯，後期宣傳直到上映。
(7)電影腳本藝術家擴展閱讀：
1、製片人分類：
（1）是指負責整個影片或電視劇策劃人，負責攝制生產，以及資金融資人；
（2）是專業技術上負責整個影片或電視劇項目製作人；
（3）是指影片或電視劇投資者本人（一般僅只是署名，非專業製作人。）；
2、導演分類：
（1）影視導演
（2）舞台導演
3、編劇的能力：
（1）影視、戲劇、廣告及專題片劇本的前期內容策劃：題材選擇，表現手法及方式創意。
（2）編寫劇本，即創作出故事、台詞，主戲以及過場戲，突出故事中心，塑造人物性格。
（3）把一定內容以劇本或稿本形式表現出來，掌握電視特性及創作規律，善於運用視聽造型來表達事情。和導演一起研究劇本，做出修改，使其更加適合電視表現。
『捌』 國內的作家和劇本有哪些 國外的作家和劇本有哪些
夏衍
夏衍（1900-1995），中國著名文學、電影、戲劇作家，文藝評論家、文學藝術家、翻譯家、社會活動家。祖籍河南 開封，1900年10月 30日生於浙江省餘杭縣（今浙江杭州）彭埠鎮嚴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傑出的革命文藝家、社會活動家和電影藝術家。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5歲。
曹禺
曹禺（1910-1996），中國現代傑出的戲劇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寫過8部劇本。曹禺祖籍湖北潛江。清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於天津，原名萬家寶，字小石。在清華讀書時有「小寶貝兒」的綽號。「曹禺」是他在1926年發表小說時第一次使用的筆名（姓氏「萬」的繁體字的「草」字頭諧音「曹」）。曹禺是「文明戲的觀眾，愛美劇的業余演員，左翼劇動影響下的劇作家」（孫慶升：《曹禺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這句話，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戲劇人生。 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劇旦角演員。
吳祖光
吳祖光又名吳召石、吳韶，現代著名劇作家、導演。原籍江蘇武進，1917年4月21日出生於生於北京東城小草廠的一所大宅院里，家庭為吳祖光提供了一個文學的環境。其父吳瀛，曾參加創辦故宮博物院，精於詩文書畫、篆刻和古文物鑒賞，對吳祖光的文學生涯有深刻影響，同年吳祖光畢業於北京孔德學校。在中法 劇作家齊飛
大學文學系學習一年後，應聘任南京戲劇專科學校校長室秘書。1934年發表的小說《宮娥怨》，是其處女作。七七事變後，隨劇校到湖南、四川擔任語文和中國戲劇史的教學。1936年於中法大學文科肄業。1937年，吳祖光任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校長室秘書，同年創作抗日話劇《鳳凰城》，成為全國戲劇界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斗爭的有力武器。隨後幾年間，他創作了《正氣歌》、《風雪夜歸人》、《林沖夜奔》、《牛郎織女》和《少年游》等劇作聲震劇壇，以上作品均收入《吳祖光戲劇選》。1945年，他主編的《新民晚報》副刊率先發表了毛澤東的詞作《沁園春·雪》。1946年，他在上海創辦《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和《清明》雜志，還創作《捉鬼傳》和新劇《嫦娥奔月》，聲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後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逃亡香港。1947年，他在香港編導了《國魂》、《莫負青春》、《山河淚》、《春風秋雨》和《風雪夜歸人》等電影。新中國成立後，吳祖光陸續創作出反映紡紗女工的電影《紅旗歌》和兒童劇《除四害》等作品。1954年後，吳祖光導演了電影《梅蘭芳舞台藝術》、《洛神》、《荒山淚》，為梅蘭芳、程硯秋兩位京劇藝術大師留下了極其珍貴的資料。1963年，他與妻子新鳳霞合作改編了評劇《花為媒》，成為了評劇舞台上的成功佳作。此外他還創作了《武則天》、《三打陶三春》、《闖江湖》、《新鳳霞傳奇》和《三關宴》等大量作品。
約翰·高爾斯華綏(1867年——1933年)，英國小說家、劇作家。193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托馬斯·拉尼爾·威廉斯三世（Thomas Lanier Williams III，1911年3月26日-1983年2月25日），以筆名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聞名於世，是一位美國的，同時也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他於1948年及1955年分別以他的《慾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及Cat on A Hot Tim Roof贏得普利策戲劇獎。除此之外，《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在1945年以及《大蜥蝪之夜》（The Night of the Iguana ）在1961年拿下紐約戲劇評論獎（New York Drama Critics' Circle Award）。1952年他的《玫瑰刺青》（The Rose Tattoo）獲得普利策戲劇獎的殊榮。
莫里哀，1622年1月15日生。本名為讓-巴蒂斯特.波克蘭。莫里哀是他參加劇團以後用的藝名。莫里哀10歲喪母，外祖父經常帶他去看鬧劇、喜劇和悲喜劇。
50年代，莫里哀開始編演一些鬧劇及喜劇《冒失鬼》（）。1658年回巴黎主要從事古典主義喜劇創作，一系列作品問世，如《可愛的女才子》（1659）、《斯卡納萊爾》（1660）、《丈夫學堂》（1661）、《太太學堂》（1662）。1664-1668年，是莫里哀的創作高峰階段，主要劇作有《偽君子》（1664）、《唐璜》（1665）、《吝嗇鬼》（1668）等。1668年以後，莫里哀還寫了一些諷刺作品。
莫里哀一生寫了30多部喜劇。他塑造人物性格適當引入了鬧劇因素，充分運用日常語言等方面對喜劇藝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莫里哀於1673年病逝。
皮埃爾·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年6月6日－1684年10月1日），出生於法國西北部的魯昂，是十七世紀上半葉法國古典主義悲劇的代表作家，法國古典主義悲劇的奠基人，與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並稱法國古典戲劇三傑。主要作品有《熙德》le cid 、《西拿 》Cinna、《波利耶克特》Polyeucte和《賀拉斯》Horace等。他的劇作題材豐富，內容深刻，對當時的法國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高乃依極富英雄主義格調的悲劇創作，代表了前期古典主義悲劇的最高成就。
海爾曼，美國劇作家。1905年6月20日生於新奧爾良一商人家庭，卒於1984年6月30日。祖輩為德國猶太移民。曾就讀於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後在出版公司、百老匯和米高梅電影公司擔任劇本審讀工作。30年代初定居紐約，開始創作活動。作品多次獲獎，在30年代美國戲劇中佔有重要地位。劇作有《兒童節目》、《未來的日子》、《小狐狸》、《守望萊茵河》、《搜索的風》、《樹林那邊》、《秋園》、《閣樓上的玩具》等。另有自傳《一個未成熟的女人》。
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1888----1952)，美國著名劇作家。一生共4次獲普利策獎(1920，1922，1928，1957)，並於193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奧尼爾是一位嚴肅的戲劇家，他的劇作可以說是美國嚴肅戲劇、試驗戲劇之濫觴。他才華橫溢，擅長寫作悲劇。《啊.荒野》是他劇作中唯一的一部喜劇。獨幕劇《東航加迪夫》。
另外有專門書籍論述《當代美國劇作家》
『玖』 夏衍少年,家境貧寒,高小畢業無力升學,在____歲到_____當學徒
祖籍河南開封，1900年10月30日生於今浙江杭州彭埠鎮嚴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
1919年，在家鄉參加五四運動，與同學一道發起並創辦了當時浙江第一本進步刊物《雙十》（第2期改為《浙江新潮》）。
1920年，赴日本留學，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人運動及翻譯工作，譯有高爾基的《母親》等外國名著。
1929年，與鄭伯奇等組織上海藝術社，首先提出「普羅列塔利亞戲劇」的口號，開展無產階級戲劇活動。
1930年，加入左聯，當選為左聯執委。
1933年後，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員、電影組組長，為中國進步電影的開拓者、領導者。創作有電影劇本《狂流》、《春蠶》，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及報告文學《包身工》，對上世紀30年代進步文藝產生巨大影響。抗戰爆發後，在上海、廣州、桂林、香港主辦《救亡日報》、《華商報》，後輾轉到重慶，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主持大後方的文化運動，曾任《新華日報》代總編。改編創作《祝福》、《林家鋪子》等電影劇本，著有《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等理論專著及《夏衍劇作選》、《夏衍選集》等。
新中國成立後，當選為中國文聯第一屆全委會委員。
1955年，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及外事工作。
1960年，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常務理事。
1979年，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再次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國影協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當選中國影協主席。
1988年，出席第五次全國文代會並致開幕詞。
1994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1995年，在北京醫院逝世。
夏衍在充滿驚濤駭浪的20世紀中國文壇上奮戰70載，以不知疲倦的獨特品格、英勇善戰的輝煌業績，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與愛戴，成為我國卓越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文化戰線領導人。
在「夏衍研究」過程中，我們對夏衍艱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獻的功業，有了進一步擴大與加深的理解。這位世紀老人在眾多的文化領域不倦地開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一
孫家正同志說：「夏衍是中國電影的根。」真乃一語中的。
夏衍對於中國電影發展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20世紀30年代初期，由於斗爭的需要，黨組織派夏衍進入文化界，並深入到電影界。遵奉黨的「將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與鄭伯奇將蘇聯電影大師普多夫金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腳本論》翻譯介紹到中國，奠定了中國電影重視文學創作與導演運用蒙太奇語言的理論基礎。猶如「竊火者」將火種與技藝送到人間。
隨後，黨組織決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黃子布）為組長的電影小組，開拓左翼文化陣地。他們在上海各主要報刊陸續開辟了電影副刊，發表大批有分量的電影評論文章；加強了左翼電影隊伍的組織工作，形成了一支相當強大的創作力量；大力譯介蘇聯電影創作及理論，由夏衍化名丁謙平翻譯刊出蘇聯有聲電影劇本《生路》，這是中國翻譯的第一部蘇聯電影劇本……他們用辛勤的勞動與有力的斗爭，促進了1933年左翼電影創作高潮的出現，為中國電影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不可磨滅地記載著夏衍的勞績與奉獻。
為了摸索電影創作的規律，他成了電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錶、手電筒與筆記本，一部電影要看上幾遍。用他自己的話說：「先看一個鏡頭是遠景、近景還是特寫，然後分析這個鏡頭為什麼這樣用，為什麼能感人。一個鏡頭或一段戲完後，用秒錶算算幾秒鍾或幾分鍾，然後算算一共多少尺長。這樣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加以研究，逐漸掌握了電影編劇技巧。」
夏衍創作的第一部電影《狂流》，於1933年3月問世，在上海引起轟動。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中國新電影真正的誕生。它第一次把攝影機對准農村，稱得上是中國電影第一部現實主義傑作。同年，他向觀眾奉獻了4部優秀劇作；此後每年均有兩部以上影片問世。10餘部姿態嶄新的電影，以廣闊的生活視野、鮮明的主題思想、巧妙的藝術構思，贏得了廣大觀眾，奠定了他在電影界備受尊崇的地位。
《春蠶》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銀幕，開創了將名著改編為電影的先河。這也是將中國新文藝作品改編為電影的第一次嘗試，獲得觀眾、文藝界和魯迅先生的贊揚。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滄桑，在20世紀80年代義大利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上，《春蠶》又受到西方電影同行的贊美。新中國成立後，夏衍又創造性地把《祝福》（魯迅）、《林家鋪子》（茅盾）、《憩園》（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編為電影搬上銀幕，使之成為我國電影史上的名作，達到電影藝術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夏衍寫於20世紀50年代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是一部電影藝術創作理論的重要著作。裡面既有從事電影創作的寶貴經驗總結，又有電影藝術領域普遍規律的概括與闡述。歐陽予倩評之曰：「言簡而意賅，語近而旨遠，對於學習編電影劇本和話劇劇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標。」此書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電影工作者案頭必備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主管電影的夏衍，還常常動手為他人修改劇本。許多著名影片的腳本都經他親筆改過，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風暴》、《聶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經他修改的地方多達240多處。鄧小平同志曾贊之為「電影醫生」。
夏衍對於中國電影事業作出的不朽貢獻難以盡述。在這位前驅者從事革命文藝工作65周年之際，國務院特授予他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這，就是深受電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師夏衍。
二
夏衍在戲劇領域呈現出卓爾不群的大家風范。他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戲劇創作至50年代止，20年間發表多幕劇、獨幕劇、翻譯劇、與友人合作劇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藝術魅力而被認為是他的3部具有經典意義的代表作品。他的劇作對中國話劇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也使他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獨樹一幟的著名劇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於其第一部多幕劇《賽金花》的發表、公演與轟動而聞名於世的。
綜觀夏衍的話劇創作，從思想到藝術確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們是鮮明的政治性、強烈的時代感與嫻熟的藝術表現力的有機統一。他的劇作無不環繞著時代、社會與人生展開，但又總是通過藝術的手段加以表現。因其中大部分寫於抗日戰爭時期，故而內容幾乎都與抗戰有關，無不貫穿著全民抗日的時代氛圍。他善於從社會一隅的現實事象中描寫舊時代的變質和沒落、新時代的誕生和成長。他一方面通過劇中的人物與故事，反映那個令人窒息的黑暗時代；另一方面又寄託無限希望與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劇作每每在觀眾和讀者的心頭，勾起他們的悲苦與歡欣。著名評論家唐弢先生譽之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詩」。
其二，夏衍劇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長描寫一些出身不同、教養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顆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這些人物放置在一個特殊的環境里，讓他們蹉跌、創傷、愛憎、悔恨，最終達到一個可能到達的結局。他筆下著重歌頌的正面人物，也總帶有缺點，帶有時代與階級的烙印，因而顯得更真實、更自然。描寫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發掘內心世界為主要藝術手段。他嚴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邏輯，要真實。他說，只有真實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過人物真實、復雜的思想感情，才能與觀眾交流，激起共鳴。他以細膩的心理描寫，准確再現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練的動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獨特的內心感受；他以有機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處環境構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些獨到的手筆，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藝術功力。
其三，夏衍劇作的藝術結構單純集中、嚴謹勻稱、意境深遠，與他整個藝術風格相統一。他的戲劇情節總是緊緊圍繞著主題而發生、發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戲劇結構的起承轉合，講究布局謀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說他的戲過於平淡，我們恰恰認為這正是他的獨特之處，正是他不同於別人的藝術追求。他總是把筆力用於渲染沖淡、深遠的意境，從中深入刻畫人物精神的振盪、心靈中的搏鬥，比如《法西斯細菌》。他的劇作結構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跡，幾乎讓人覺察不到作家的匠心，彷彿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這正是夏公與眾不同的藝術才華。
夏衍的劇作，對後人顯示著悠久的藝術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見的戲劇觀念，對戲劇創作藝術規律的探索與總結，對於後代同樣具有長久的啟迪作用。
三
20世紀20年代後期，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夏衍首先以翻譯外國理論書籍及文藝作品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並以翻譯家沈端先的名字為文壇所知。他的第一部譯著是法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撰寫的《婦女與社會主義》。這是一本最早、最忠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婦女問題的著作；也是經過他的筆，第一本被介紹到中國的關於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後在婦女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國早期婦女運動工作者鬍子嬰寫於上世紀80年代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及過，她們當時組織婦女進步團體時，特地選用此書作為學習教材。此後，夏衍又以不倦的勞動翻譯了許多進步文學作品與論著，如芥川龍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選譯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新興文學論》等，在進步文化界亦發生過重要作用。由於這方面的顯著成績，1928年成立中國著作者協會時，他被選為9名執行委員之一。
當然，在夏衍翻譯事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對高爾基《母親》的翻譯與傳播。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巨著，經過他的筆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對於身處在高壓下的中國民眾，《母親》是一線點亮心燈的明光。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部暢銷書，一年內重版兩次，很快遭到查禁，聰明的書店老闆把封面由紅色改成綠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國禁止發行。文化名人夏丏尊當面質問國民黨元老邵力子，並將書名改為《母》，署名改為「孫光瑞」，「破例來個冒牌」，由開明書店一連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讀者中的強烈影響是無法禁絕的，它總是生命不息地流傳著，直至今天。
1936年6月，夏衍發表了被譽為中國報告文學典範的作品《包身工》，並立即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他是在艱難地、認真地進行大量調查、體驗的基礎之上，以驚人的透視力，對「包身工」所處的人間地獄作出了精確的判斷，得出了深刻的認識，然後運用他特有的冷峻、銳利的筆鋒，把20世紀30年代中國工人最底層的生活，血淚斑斑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讀這樣的文字，讓人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對西歐、北美無產階級悲慘命運的描繪。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當年索洛警告過美國人當心每根枕木下橫卧著的屍骸，夏衍則在《包身工》中警告這些殖民者當心呻吟著的每一個錠子上的中國冤魂。直到老人家離去前不久還曾說過：「我覺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來。」這固然是他對自己作品過於苛刻的評價，但也從中透露出對這部傳世之作客觀價值的重視。
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救亡日報》在上海創刊，這是他開始新聞記者生涯的時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達12年之久的起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麼什麼家，只想做一個誠實的新聞記者。」他常幽默地講，自己只是個業余作者，正業則是新聞工作。從中至少可以讓我們感悟到他對新聞戰線崗位的重視。是的，12年新聞記者的勞績，實實在在地體現於約五六百萬字的成果。在他自認為「畢生最難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幾乎每日不停筆，每天至少一兩千字。政論、雜文、散文、隨筆……各種內容無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論、文化、藝術、科學、人物、社會生活、時事評論、旅遊札記……真可謂豐富多彩、文情並茂。廖沫沙同志在為《夏衍雜文隨筆集》而作的序文《凌雲健筆意縱橫》里就此而論曰：「夏衍同志實在是中國文壇上罕見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報》等報刊上每日必寫的社論、報道、補白等之外，他還有十分擅長的一手絕活：自然科學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機無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這樣集中地描畫與介紹自然界事物的生長變化，或者以自然科學知識來論人論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勝，在我國文壇上卻還是罕見之作。」於此可用他寫於1940年戰火頻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為佐證，從中很可以看到這位前輩的靈魂。文章寫道：
「……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是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因為它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種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決不會悲觀和嘆氣，因為有了阻力才有磨煉。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了斗爭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也只有這種草，才可以傲然地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著的盆花鬨笑。」
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筆，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寥寥數百字、講述了一個涵蓋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筆法如此簡潔、生動、深刻、透闢，言情言志，惠及友朋。
全國解放後，夏衍自雲：「一個當慣了編輯或記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筆，就會像演員不登台一樣地感到手癢。」於是又應《新民晚報》之約，開辟了「燈下閑話」專欄，以匡正時弊，扶正祛邪。20世紀60年代，他又應《人民日報》之約，針對大躍進的失誤，以筆名黃似在「長短錄」總題下，與文友們連續發文總結經驗、評價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讀者中流傳頗廣。
在藝術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沒有成為夏衍事業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熱愛藝術，但不止於藝術。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許許多多在藝術家看來也許是不屑一顧的組織、說明、動員、勸解、安置、迎送、爭取、營救等工作。這是如此具體、細致、困難、艱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體溫去溫暖生活、溫暖大地的最寶貴的摯情。「夏公」這個稱呼始於何時、出自何人的准確結論尚待考證，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重慶，文藝界朋友們就這樣稱呼他了，公，是正直無私的意思；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公，又是對長者、顯者的尊稱。當時的山城重慶，是大後方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知識分子雲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環境險惡，矛盾交錯，困難重重。剛剛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這個特殊的圈子裡工作，獲得這樣的稱呼絕非偶然。據有的老同志回憶，文藝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氣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紅耳赤的紛爭，變作一團和氣，他堪稱文藝球場上的一位「清道夫」。
夏衍對黨有一顆忠誠的心。他童年時家境衰敗，在8個兄弟姐妹里最小、也最瘦弱。3歲喪父、全靠寡母辛勤勞作和親友接濟幫助，勉強解決衣食問題。貧窮、窘迫，使他性格內向，不苟言笑，慈母愛憐地稱他「洞里貓」。14歲高小畢業，當過染坊學徒；15歲以「品學兼優」被推薦進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染色科讀書；19歲捲入五四運動的狂潮，發表抨擊封建、守舊輿論的激烈文字，得到陳獨秀的贊許；20歲以優異成績畢業，帶著師長們「工業救國」的囑托，東渡日本求學。在明治專門學校電機科，他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洞里貓」的思想深處掀起了波濤，從「工業救國」的「洞」里走出，成為留學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孫中山先生親自關懷下，指定李烈鈞將軍介紹其加入了國民黨，但隨即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撲面而來的白色恐怖中，共產主義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風采。他徹底醒悟了，毅然走進被血與火包圍著的革命者行列，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找到馬克思主義，找到黨，他從此堅強而自信。遵照黨的思想路線，他一生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
當璀璨陽光沖破濃重陰霾的時刻到來時，民心大快，萬眾歡騰！黨中央為夏衍平反，恢復名譽，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當益壯，銳氣不減當年。他和祖國、人民一起，為崇高的理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華民族新文化事業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奮鬥了20載寒暑春秋。
85歲高齡時，夏衍寫成長達33萬言的重要著作《懶尋舊夢錄》獻給人民。他告訴讀者：「我這個人很平凡，但經過我的這個時代，實在太偉大了。」
在他90歲生日之後，他對身後之事作了不同尋常的安排：
他把價值百萬元的藏畫，統統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條件是：不要獎金，不要獎狀。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用官費送他去日本求學。
他把稀世珍寶《納蘭成德長卷》捐獻給上海博物館，條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這座光榮的城市把他引上斗爭的舞台。
他把價值連城的珍貴集郵無償地捐獻給國家。
他把自己的全部藏書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
他還有什麼可捐獻的？字畫、長卷、集郵、藏書，再珍貴也是有價的；而他對祖國、對事業的一腔熱血、滿懷忠誠卻是無可估價的！
夏公以95歲高壽離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將永存！
於今，夏衍的才幹、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奪目的人文精神已匯入中華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時，他又以現代人的至高品格豐富了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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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夏衍簡介 急!!!!!!!!!!!!!!!!!!!!!!!!!!!!!!!!!!!!!!!!!!!!!!!
劇作家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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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大 中 小】 【背景色 】
1900年10月30日生，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筆名蔡叔聲等。浙江杭州人。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14年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參加「五四」學生運動，創辦進步刊物《浙江新潮》。1920年畢業後公費保送到日本深造。1921年考入日本北九州戶（火＋田）町的明治專門學校電機科學習。曾參加日本工人運動和左翼文藝運動。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曾任國民黨駐日總支部常委兼組織部長。1927年回國，並開始從事工人運動及革命文化翻譯工作。1929年參加籌建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任左聯主席團成員、執行委員、常務委員。1933年3月任黨領導的電影小組組長。1936年發表短篇小說《泡》，第一次署用「夏衍」筆名。1937年後，在上海、廣州、重慶、香港等地主編《救亡日報》、《新華日報》、《華商報》等進步報紙。1942年—1945年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曾任代總編輯。1946年調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團工作。1948年任中共華南分局委員、香港工委委員、書記。1949年4月到北平，後入上海，任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管制專員會副主任。同年9月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
建國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外交部亞洲司第一任司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文聯主席，上海市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全國文聯常委、副主席、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顧問，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1954年11月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1982年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主要作品有：劇本《狂流》、《秋瑾傳》、《上海屋檐下》、《賽金花》、《脂粉市場》、《風雲兒女》、《壓歲錢》、《自由神》、《白雲故鄉》，改編了電影文學劇本《春蠶》、《祝福》、《林家鋪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報告文學《包身工》（1936年6月）等，主要著作有：《夏衍劇作選》、《夏衍選集》、《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電影論文集》等。與鄭伯奇合譯了（1932年）前蘇聯導演的著作《電影導演論》和《電影腳本論》。1962年5月獲第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編劇獎。1994年10月被授予「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
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5歲。
1995年10月31日，夏衍骨灰撒放儀式在杭州舉行。
網路也有
參考資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8/content_21041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