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民族大义是什么
民族大义是指当民族危机深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临危不惧，乃至献出生命，格守民族忠义气节。在国与国交往中，就会勇于维护祖国的尊严，为国增誉的精神。
民族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是近代以来通过研究人类进化史及种族所形成的概念。
(1)中央西南访问团第二分团扩展阅读：
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一个国家也可以有多个民族。现代的民族概念，可以是以国度为区分的人群，也可以是单指有共同的文化概念，而没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来源的人群。
现代同一个民族可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同一个民族也可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民族也可用相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也可在后期融合成新民族。
❷ 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筹建与发展历程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
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同时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分别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工作。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正式成立；
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组成人员的通知，任命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陈赓、王维舟等21人为委员，邓小平、刘伯承等6人为常委。 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办公，先后设立的内部组织主要有：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经委员会(后改为财经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农村工作部)、外事委员会、保密委员会、党校、西南日报委员会、西南工作杂志委员会、文教工作组、人民武装委员会、国际指导委员会、民族工作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等。邓小平、刘伯承调中央工作后，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
中共中央西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对西南的重庆和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此间，正是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还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创造性地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形的方针路线、法规法令、政策措施，全面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各项重大运动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斗争，对西南全境的解放、人民政权的建立、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团结与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由于重庆是当时的西南大区所在地，是大区直辖市和中央直辖市，因而设于重庆、冠以“西南”二字的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外，还有众多的西南大区一级的机关、团体、学校、商场设于重庆，如1950年2月22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1955年5月撤销)，以及此后成立的“西南人民纺织公司”、“西南人民广播电台”、“西南人民图书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团校”、“西南师范学院”、“西南人民出版社”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南全区性的各种会议在重庆召开。所有这些都表明：解放初期的重庆，继承了其历史上作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依然发挥着其西南地区中枢与核心的作用。
❸ 我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区分各民族的
我国确认“五十六个民族”是在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阶段。
56个民族包括：
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
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朝鲜族、塔吉克斯坦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共56个民族。
(3)中央西南访问团第二分团扩展阅读：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族称是什么，对于这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没有搞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力量对民族成分、名称进行辨别，这就是民族识别。经过努力，科学地理清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构成，确认了56个民族成分。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梳理了错综复杂的民族源流和现状，科学地鉴别了我国现实的民族成分，基本上认定了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进行民族工作的对象，从而为党和国家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坚实基础。
我国的民族识别，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学科的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在我国民族工作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❹ 1951年中央访问团赠徽章 发行多少枚 什么历史
1951年中央访问团赠铜镀金毛章（用四川铜圆改制，边缘多不平整）直径2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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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9月间，党中央政务院心系老区人民，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江西、福建、苏南等地）大规模访问团。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组团!团长是内务部长谢觉哉同志!共分:中央苏区及湘鄂赣川陕等八个分团!代表团的成员由中共中央机关和政务院各部门选派的!这是建国以后党和政府第一次派出访问团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慰问，据说是颁发给志愿军的。
❺ 请问老师们1950年“中央访问团赠”徽章收藏和经济价值几何，谢谢！
您的这一个纪念章，是典型的现代的仿古工艺品纪念章，市场上一般喊价在20元左右，超过这一个价格，市场上可以大量供应的；市场上常见不法商人，拿着这样的，冒充老的纪念章真品，高价销售，千万要注意！
❻ 1949年6月11日-党中央决策，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南下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明确指示：“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
随着军事上的全面胜利，全国各地处处需要干部。二野入川，解放这片辽阔的中国腹地和一座座西南商业城市后，要迅速建立新政权、巩固胜利成果。但接收和管理城市需要大量干部，干部队伍从哪儿来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邓小平对干部配备问题早有思考。二野南下时，从太行、太岳等地带来一批干部，邓小平准备把这批干部带到大西南，但没有如愿。二野占领南京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向邓小平提出，福建也缺干部，希望把太行、太岳带来的干部都给福建，并说可以让一部分山东的支前干部随二野去西南。邓小平顾全大局，爽快地同意了。他对有疑虑的二野同志说，我们再另想办法解决干部短缺的问题吧。
解决干部队伍不足的问题，邓小平的构想是，党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蕴育在人民群众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干部来源蕴藏在解放军和已经解放的追随革命的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先进分子之中，要利用京、沪、苏南等地人才荟萃的优势，吸收一部分大学、中学的学生和专业 科技 人员，组成随军干部队伍进入西南。
1949年5月30日，邓小平给中央发电报，郑重提出：“拟从华东局抽出一部分干部，估计数目有限。我们准备动员一批京沪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
中共中央赞同邓小平的建议，于6月11日发出《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第二次全局性与战略性的干部大配备和大调动。其中，《指示》就关于进军西南的干部来源明确规定：一、尚未分配工作的冷楚部队的300人交二野使用。二、从南京现有3000名干部中抽调一部分，加上抽调苏南工人和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配足2000人去西南。三、从沪宁吸收6000名大中学生及工人职员去西南。四、再由山东分局调1200人，华北局调1500人，东北局调100人，西北局调1000人，川干队的300余人调回四川。不足的由二野部队干部抽调。按照中央的方案，二野还要自行解决一万名入川干部。
邓小平、刘伯承把贯彻党中央进军大西南的决定，解决新解放区干部问题，放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时代大背景下加以通盘考虑，做出组建西南服务团的重大决策。
1949年6月12日，在二野前委会上，邓小平、刘伯承传达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从中央和革命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 财经 、公安等方面的干部作为骨干力量，同时招收上海、南京、安徽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邓小平说，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去执行。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是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区干部为骨干，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干部队伍需要。
在研究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名称时，邓小平特别强调：“叫西南服务团好，叫服务团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
以往，解放一地后的随军人员与后方对前方部队的支援统称“支前”，即支援前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解放区不断扩大，对从事新解放区的接管，以及负责党、政等一系列工作的随军干部队伍便有了如“平津南下工作团”“晋绥南下工作团”“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等。
邓小平在确定随军到西南这支队伍的名称时颇费心血：过去的“南下”，有两层含意，一是干部来源于“南”，二是由“北”到“南”去。至于“工作团”则未能直击“服务”本质及使命的长期性。邓小平亲自命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确提出干部所要去的地区是“西南”；明确此去的种种工作都离不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指导思想，而“服务”是长期的、终生的。
邓小平、刘伯承确定由宋任穷、张霖之、曹荻秋、彭涛、万里、段君毅等负责具体筹建工作，西南服务团按军事编制，列为进军大西南的第五梯队，随战斗部队同步进军入川。邓小平将在浙皖支前的华东支前司令部四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老干部召回南京，全部编入西南服务团作为基干，为西南服务团的统筹组建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西南服务团的主力骨干，就是这支随第三野战军由山东出发的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各部的干部。在战火纷飞中，这批干部负责后勤保障，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血与火的考验，有着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本色和发动群众、凝聚合力的丰富经验。他们曾组织百万民工推着独轮车为前线部队运粮草、送弹药，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当胜利的霞光映红，他们满怀喜悦心情准备返回山东建设家乡之时，接到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命令，二话没有，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南京。
为了组建西南服务团第一团，邓小平此前亲赴上海，在华东局会议上提出此事，得到三野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大力支持。陈毅还和粟裕在上海天蟾大舞台主持动员大会，号召全市300多所学校和50多个行业、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投身解放大西南的行列。邓小平又特派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共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在大夏大学成立上海西南服务团团部，公开招生并负责安置和接待。
沪宁线上、皖南城市青年踊跃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的热潮席卷院校、工厂、机关，报名的人排成长龙，总数达两三万人之众。在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中间，有的曾参加反抗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游行和进步活动，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被解救出来；有的随长辈准备举家前往港台，在临上轮船和飞机前止步，毅然转身投奔西南服务团；有的瞒着家人，改姓前来报考；更多的大学、高中应届毕业生放弃了就业或升学机会，坚决投身革命；还有兄弟姐妹、师生、夫妻、情侣联袂报名……他们以积极的革命行动迎接解放。
6月12日，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上海成立，曹荻秋兼团长，张庆林任副团长。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到9月底，上海市共招收青年学生、职工和文艺工作者4800多人。 下设第一支队（川东支队），后扩建为璧山、大竹、万县和涪陵四个支队；第二支队（学生支队）；第三支队（职工支队）；第四支队（华东革大）；第五支队（重庆支队）；第六支队（公安支队）。
6月25日，西南服务团第二团在南京成立，彭涛任团长，在南京共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人，下设第一支队（云南支队）、第二支队（川南支队）。7月12日，由1000多人组成的苏南分团在无锡成立，宋学武任团长。8月4日，皖南分团宣告成立。西南服务团总团长是宋任穷，总团领导成员有张霖之、曹荻秋、彭涛、段君毅、李大章、万里、马继孔。
西南服务团从构思、请示、筹划到正式在上海组建，仅用了半个月时间。截至9月中旬，编入西南服务团序列的人员达17000多人。
新中国成立在即，但服务团中很多人对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基本政策并不很了解，为了让这些青年学生、职工明确革命理想和目标，掌握党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刘伯承等二野首长为服务团的干部学员讲授了革命理论、形势任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二野其他主要领导干部也亲临集训现场，以演讲、作报告的形式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一系列的授课，给学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初步树立了他们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了知识分子要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主动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从而奠定他们参加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❼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历史意义
西南解放后，第二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的指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除以一部兵力进军西藏，完成解放祖国大陆的伟大事业外，将部队实行彻底分散，分区包干，担负参加城市接管、开辟农村工作和剿灭土匪等任务。各部队在参加城市接管和开辟农村工作中，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南局的具体指示，充分运用我军过去的经验，相信和依靠群众，积极努力地工作，至1950年12月，西南地区各主要城市的接收工作即顺利结束；普遍建立了县区政权，并发展地方武装250万人。
在我军集中力量进行城市接管和开辟农村工作的时候，美蒋匪特会合西南反动封建势力，纠集旧军官、散兵游勇、惯匪流氓，乘隙到处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发动土匪游击战争。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于1950年2月初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剿匪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参加剿灭土匪的各部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执行“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歼灭土匪100余万人，从而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妄图在此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反动政府的军事力量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企图，促其内部分化，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0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了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10月6日，我军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并争取了藏军第9代本的起义和昌都点督率4个代本及点署机关的投诚。
我军解放昌都，特别是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促进了西藏当局内部的分化。1951年1月4日，西藏当局派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赴京谈判，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策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协议》，我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所部和云南军区部队一部所组成的进藏部队，于8、9月间先后出发，10月底相继进抵拉萨及日喀则、江孜、阿里、察偶、改则等地区。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及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与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至此，我军胜利地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
1950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和所属兵团的番号取消，其所属部队归西南军区建制。
第二野战军在历时4年的解放战争中，转战于晋冀鲁豫、中原、华东、西南各地区，以21．5209万人的损失，换取了歼灭国民党军221．8134万人（不含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歼灭日伪军的5万余人）、俘敌将级军官195人，缴获飞机45架，舰艇21艘、汽车5803辆、各种大炮16097门、各种枪114．6948万枝的辉煌战果，并歼灭土匪114．5万余人，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 。
❽ 开国大典上为什么要54门礼炮齐鸣28响
54门礼炮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指参加政协会议的54个单位，或曰45个单位加特邀人士的9个方面(或小单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此外，当时的礼炮总共数量应该是有108门，两边各放54门，一边填装，一边发射，以便连续鸣放。
有关54门礼炮代表54个民族的说法是错误的。下面所附的资料，一是来自《档案大观》，二是来自曾亲自参与建国来民族识别的施联朱教授，可以证明在1954年，我国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仅有38个，到1964年方才又识别出15个新的少数民族，之后由于文革的原因，民族识别的工作停滞，直到1979年基诺族被识别为第55个少数民族。由这一过程可以下一结论，在开国大典前后，中国并无54个民族之说，凡是与54个少数民族的说法皆是错误的。
附：
施联朱，1920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市。
1950年，考入首都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
40多年来，施联朱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着，其中《中国的民族识别》1996年获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旧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说不清楚。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那么，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其过程又如何？这是各国学者和广大读者所瞩目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特此专访了我国着名民族学家、曾经专门从事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的施联朱教授。
据施联朱教授介绍，早在1950年——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那时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识别问题，因为一些长期深受民族压迫、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份的少数民族，在这时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份。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260多个。要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诸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落实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发展民族经济、开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文化等，就需要把民族识别作为首要解决的民族工作任务之一尽快提上了议程。对于这些众多的待识别族体，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还要进一步弄清他们是单一的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大体上，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了四个阶段。
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族称要由各民族人民自己确定，这是他们的权利。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是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别问题，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同年，在中央民委领导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出了达斡尔族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达斡尔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确认达斡尔人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非蒙古族。在新疆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对新中国建立前强加于俄罗斯人带有侮蔑性的称呼“归化族”，正名为俄罗斯族；把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认定的、从南疆迁至伊犁的“塔兰其”族，定名为维吾尔族；1954年把“索伦族”改为达斡尔族。
在这一阶段，经过识别和归并，从400多个民族名称中，初步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的族称。其中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新确认的族称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斯坦、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在云南260多个民族名称中，只有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大量的则是属于民族支系的归并，确定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其中工作量较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1954年在云南操彝语、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他称或自称的族体约300万人，分为数十种支系。从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结构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文化诸如火把节、族长制、同姓不婚、火葬遗址、祖先灵台、巫术、多神崇拜等方面看，他称或自称的“土家”、“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纳查”、“大得”、“他鲁”、“水彝”、“咪哩”、“密岔”、“罗武”、“阿车”、“山苏”、“车苏”等数十种族体，都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彝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因而被确定为彝族的支系，而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把文山地区的“侬人”、“沙人”、“天保”、“黑衣”、“隆安”、“土佬”等不同称呼的族体，则归属于壮族支系；把“糯比”、“梭比”、“卡都”、“碧约”、“拉乌”等归属于哈尼族支系；把居住在洱源的自称“白夥”的“土家”人归属于白族支系；把“黑浦”(“摆彝”)归并入傣族支系。总之，把云南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为22个。
新中国建立前，贵州就有100多个民族名称。1950年中央派遣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工作时，省内各地报来的民族名称共有80多个。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这80多个族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其中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但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如“穿青”、“南京”、“喇叭”(湖广)、“黎族”(里民)、“六甲”、“(兜)”、“东家”、“西家”、“绕家”、“蔡家、“龙家、“莫家”、“木佬”、“睤睟”等。民族识别调查组还到安顺、毕节等地区进行“穿青”人的民族成份识别调查研究。
1956年经过调查研究，国家又正式公布了仡佬族的名称。同年，中央民委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1964年，对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民族名称，又经过识别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将74种不同名称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几十种在识别过程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工作得到了基本解决，还存在的有待于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了。
第三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识别受到干扰的阶段。
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珞巴族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洛瑜地区。“珞巴”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南方人”；其内部有“博嘎尔”、“崩尼”、“崩如”、“宁波”、“邦波”、“德根”等不同自称或他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文字；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具有与周围的藏族不相同的民族特点，因而珞巴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省从1965年起，先后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成份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对“革兜”、“东家”、“木佬”、“三锹”等人们共同体进行初步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识别工作和其他民族工作一样，被迫停止了十多年。
许多少数民族“返本归原”，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
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万余人的基诺族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攸乐山，自称“基诺”，古称“攸乐”。此地家喻户晓地流传着基诺、汉、傣、哈尼(另说还有布朗)同出于一个大葫芦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基诺同汉、傣、哈尼等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密切关系。语言属藏缅语族，语法结构接近彝语支、缅语支，都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头)、寨母(“卓色”、“老菩萨、大斋)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因而认定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自1981年起，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将7千余人的“绕家”、4·1万人的“东家”和3·7万人的“南龙”(其中包括1万多人的“龙家”，他们自认为白族)归并于苗族；将3万余人的“睤睟”归并于毛南族；有60多万人的“穿青”，仍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划归汉族。在湖南省西南部，有一部分汉人，因长期与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哇乡人”、“本地人”和“梧州瑶人”，他们要求承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经过识别调查研究，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
1985年，有人认为新疆阿勒泰的一部分蒙古人是“图瓦人”，经过调查研究，他们不具备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还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
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也出现过重新提出要求作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情况，如云南的“苦聪人”和“摩梭人”。经过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为拉祜族的支系，“摩梭人”为纳西族的支系。
有些少数民族的族称，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他称，有的甚至带有侮辱性质。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对广大群众提出更改族称或更改族称译写所用汉字的，都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作了更改。如1963年4月改“佧佤族”为佤族，1965年10月改“癎亻童族”为壮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难族”为毛南族。
自1982年以来，全国提出要求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有500万人，已恢复和更改的有260万人。其中主要是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苗族和侗族；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止，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
附2：
开国大典54门礼炮代表什么？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天安门广场上，军乐队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的惊雷，将开国大典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人们不禁要问：按照国际惯例，重大典礼上最高的礼仪是鸣礼炮21响。为什么新中国开国大典要鸣28响？！54门礼炮又代表什么？！有的外国记者猜测28响代表的是28位开国元勋，有人认为是毛泽东(繁体字)名字的笔画，有人联想到易经、爱情……。但中国人却比较一致地认为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有人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政协会上说要放28响，未做任何解释，就让在大典筹委会工作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起草个说明，唐也不问，就写了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28年，毛泽东看后立即签上了名字。人们也基本认同了这一说法。
至于为什么用54门礼炮？！由于当时并没有对外解释其代表意义，引起各方面的种种猜测，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54门礼炮代表当时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果真如此，当时确定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时为什么只选了13个少数民族的23位代表呢？实际情况是，建国初期人们包括筹备会的领导们并不太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直到1953年7月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能列出名称的少数民族也只有51个，加上汉族是52个。可见开国时用“54”代表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之说不能成立。
也有人认为“54”代表当时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个单位，但数来数去，只数出45个单位和特邀民主人土，似乎无法自圆其说。
带着疑问，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原来，礼炮仪式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国，一次在奥格斯堡欢迎凯旋归来的皇帝时，决定鸣放礼炮100响，但在鸣放时数错了，鸣了10l响，以后101响就成了盛大庆典的传统。在外交礼仪中鸣放礼炮源自英国。17～18世纪，英国是“日不落”的头号殖民帝国，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每当英国军舰驶过别国炮台或港口时，都要求对方鸣炮向它致敬，以示对它尊重和屈服，英舰只鸣炮7响，却要求对方鸣炮21响。随着殖民地一个个走向独立解放，英舰也改鸣21响，以示平等。现在一般欢迎外国元首鸣放礼炮21响，欢迎外国首脑鸣放礼炮19响，欢迎外国副首脑放礼炮17响。
再看当时的有关报道和档案资料。首先发现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鸣放礼炮时曾出现过49响和54响。1949年7月7日在北平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大会上鸣放礼炮49响。7乘7等于49，在这个特定场合，49响明显代表的就是“七七”抗战。同年9月21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鸣放礼炮54响，象征意义与这次会议的组成形式有关，下文将作详解。如追溯得远一点，1929年6月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曾鸣放礼炮101响。说明历史上鸣放礼炮也是不拘一格。
198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收藏开国大典礼炮时，曾专门访问过原开国大典受阅炮兵总指挥兼礼炮队总指挥、华北特种兵副总参谋长赵大满(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负责礼炮队组建训练的华北特种兵作战科副科长韩怀志(后任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等同志，了解当时的情况。赵大满同志回忆说：“为何放28响？毛主席告诉唐永健同志，28响代表了革命28年”。韩怀志同志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当天上午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同志来检查礼炮队的准备工作时，曾这样激励他们说：“54门炮代表政协各大小民主党派，28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28年，意义非常重大……”
由此可知，开国大典时鸣礼炮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28年，这是毛主席定下来，并向唐永健作了明确解释的；54门礼炮代表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单位。这些情况，当时的有关领导应该都知道，只是未公开解释过，以致后来有所误传。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人们尚不大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如果清楚，不可能只推选出13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直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956年正式公布)时，能列出名称的少数民族只有51个；1960年后经过民族识别，又确认了普米族和门巴族；1965年识别确认了珞巴族，这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单一民族，只有2000余人；1979年6月又正式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至此，基本确定了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框架。有人说开国大典时已知中国有54个民族，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还有人提出，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只有45个单位加特别邀请人士，何来54个单位？提出问题的人恰恰不明白参加人民政协的代表首先划分为五大类，大类下有若干单位，即(甲)党派代表共十四单位、(乙)区域代表共九单位、(丙)军队代表共六单位、(丁)团体代表共十六单位、(戊)特别邀请人士。可见特别邀请人士是作为第五大类代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位出席会议的。从当时公布的75名特邀代表的名单和照片的排列看，明显分成了9个单位但难以冠以单位名称(有的特邀代表发言中称为9个小单位或方面)。即：1、首席代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两位老资格中共人士共3人；2、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人士15人；3、以前各历史时期知名人士13人；4、老解放区民主人士6人；5、国内和平努力人士，包括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及已解散党派中的民主人士13人；6、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0人；7、戏剧艺术家4人；8、新疆代表团3人；9、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8人。特别邀请人士在会上的各项活动也是按9个单位安排的。45加9恰好等于54。会议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时，更是明确宣布“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如下的按单位次序排列的名单”，数下来正好54个单位，包括特邀人士的9个单位。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人民政协会议开幕式鸣放礼炮54响和开国大典的54门礼炮齐鸣代表的都是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54个单位，或曰45个单位加特邀人士的9个方面(或小单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❾ 郭淑珍的个人经历
郭淑珍 1927年6月1日生于天津，祖籍山东省长清县。
声乐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委员、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及专家组成员。应聘中国音乐学院任研究生导师、天津音乐学院名誉教授、文化部历届专业考评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等。
1947年入北平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声乐，1949年艺专并入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随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二分团赴云南宣传、演出、创作和采风。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1953年公派留学苏联，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获优等生毕业证书及优秀歌剧和音乐会歌唱家称号。
1957年获国际声乐比赛一等奖和金质奖章（1955年获国际声乐比赛三等奖）。学习期间除担任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剧主演外，并于1958年先后受邀莫斯科斯担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模范音乐歌剧院和乌克兰共和国里沃夫市大剧院饰演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的女主角“咪咪”和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女主角“塔姬雅娜”。演出获得好评，着名音乐评论家叶.格罗绍娃在苏联《真理报》撰文称赞郭淑珍扮演的塔姬雅娜为“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式的女主人公”。郭淑珍1959年归国后任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员，兼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教师。多年来一直活跃在音乐舞台上，在天津、北京、武汉、香港、前列宁格勒、里沃夫市举行了一系列个人独唱音乐会，郭淑珍音乐会曲目包括古今中外，极其广泛。在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举办过个人中国作品独唱音乐会，宋振庭撰文称：“郭淑珍的独唱声情并茂，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及完美性和感染力。可见她的功力教养之深……”
1963年中央歌剧舞剧院在中国首演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郭淑珍再度饰演塔姬雅娜，各界关注，颇有好评。中国唱片社给她录制并发行的唱片数量在美声歌唱家中堪属最多，得到了广大听众和专家们的一致赞扬。1989年获中国唱片社总公司首届“金唱片奖”。1997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片发行《二十世纪中华歌坛名人集珍藏版》个人专辑（CD）。莫斯科唱片厂收录了许多郭淑珍演唱的古典名曲、歌剧选曲、及中、俄民歌,并出版发行了唱片。
1947年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195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1959年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85年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历任中央韵学院讲师、声乐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中国音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常务理事。1955年获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歌曲演唱铜质奖章。1957年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歌曲演唱金质奖章。
在第五届、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古典歌曲比赛中分别获得三等奖、一等奖；获全国首届“金唱片”奖、全国艺术院校艺术歌曲演唱比赛指导教师奖、文化部国家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曾在苏联、香港举行独唱音乐会。主演过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艺术家的生涯》，演唱歌曲有《黄河怨》等。 1958年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模范音乐剧院和乌克兰里沃夫市大剧院先后邀请郭淑珍扮演普契尼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角咪咪和柴科夫斯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女主角塔姬雅娜。演出获得好评，并被着名的音乐评论家叶·格洛舍娃誉为普希金和柴科夫斯基式的女主人公。 郭淑珍声乐教学成绩显着，几十年来培养了数百名中、外学生,如方初善、孟玲、邓韵、温燕青、张立萍、王秀芬、韩芝萍、潘淑珍、莎妮<泰国>、周享芳、杨瑞琦、魏晶、郑莉、宋祖英、王威王静、林晶、幺红、郭燕愉、郑绪岚、孙媛媛、李国玲、王燕、冯国栋、陈亚洲、柯绿娃、吴艳彧、吴碧霞、谢天、王宏尧、孙砾、王瑾、关月英、陶英、孙东方、邓于蓉、贾春雷、方新、付慧勤、傅红、黄楠、金顺爱、刘小丽、李志琼、陆薇、祁伟耿、宿慧、郑力、毕宝仪、张璋、潘凌云、李媛、王辰、吴霜、谭美兰、郭燕仪、郭小先、平慧玲、许晶、黄静、王向红、李广先、于敏、赵劲松、薛红萍、叶曲凌、张黎红、仓传得、刘五红、张暴默、余庆海、张晓明、石垒、刘嵩虎、刘晓菲、吴霖、潘小芬、吴杰等，许多人在国际、国内声乐大赛中获奖,成为优秀的歌唱家、声乐教授，有的已登上世界级音乐舞台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❿ 西南地区少数多民族多 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少的原因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
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伯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回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言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
那末，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这个名字。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验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而且价钱公道。但是老是这样不行，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
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人教课。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
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
附带说一说，有一些特殊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不搞土改，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究其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就是说，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旦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怎样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
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中央民族访问团这次到西南来，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有什么感觉就跟当地同志说。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不要生气，可以给我们写信，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我们也告诉你们。这样，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