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韩瑞的主要业绩
2002年8月7日《江城晩报》刊登了“与一対日本夫妇的异国情缘”报导。
2004年2月市广播电台《关爱生活》节目播放了30分钟対本人的录音报导。
2006年5月以吉林市人民対外友好协会理事身分出访了日本国关东地区。
2006年7月收到了日本国国连支援交流协会颁发的感谢信。
2006年7月市电视台《松花江之夜》节目就本人対贫困中学生公益助学一事进行了専访。
2007年1月被吉林市教育局评为吉林市民办教育优秀教师。
2008年3月以吉林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身份成功策划并率吉林江城中学第一次友好访问团24人访问了日本。访问日本期间受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官员的接见。并受到了神奈川县知事、县议会议长、逗子市市长、县及市各友好团体领导的会见及宴请。
2008年3月市广播电台《财富人生》节目播放了30分钟対本人的录音报导。
2008年4月吉林市教育局主办教育科研动态杂志发表了文章《吉林市青少年赴日交流访问纪实》。
2008年5月份开始以制片人助理身份协助北京北广传媒影视公司赴日拍摄电视剧【东京生死恋（原名滴泪痣）】。并于11月18日在神奈川县逗子市成功策划了有神奈川县领导、中国驻日本文化参赞张爱平等中日双方高层出席的百人大型中日友好联谊晚会。在日期间受到了神奈川县新闻、神奈川都市新闻的采访。
2009年9月韩瑞邀请日本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会会长/日本长春会会长/吉林市瑞丰日本语学校名誉校长矶部荀子一行15人对吉林市进行了友好访问，并与吉林市瑞丰日本语学校师生们进行了友好交流。并代表吉林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由衷欢迎，并祝愿今后更多的开展中日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好交流。9日14日以日本长春会会员、日本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会会员身份应邀出席了由长春市外办为东道主的欢迎晚宴。
2009年9月韩瑞邀请日本红十字协会国际部山本孝幸先生来吉林市进行了友好访问。在吉期间陪同山本孝幸先生与吉林市红十字协会高飞秘书长进行了友好洽谈。并于9月5日应邀出席了吉林市红十字会爱心家园主办的助学大会，一同进行了爱心捐款。
2009年11月韩瑞以吉林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身份带吉林市民艺术团赴日本岛根县松江市参加了松江市与吉林市友好城市十周年纪念庆典演出活动、在大阪市为日本关西电视台制作部负责人进行了表演、然后赴与吉林市签署文化经贸体育交流备忘录的神奈川县逗子市进行了交流演出和友好访问。逗子市平井龙一市长、矢部房男逗叶日中友协会长等逗子市政要为艺术团会见了艺术团一行。
2009年在吉林市教育局主办教育科研动态杂志1-6期发表了中日教育对比连载文章。
2009年7月13日江城日报刊登了标题为【吉林人在日参拍滴泪痣】的专访文章。文章介绍了韩瑞以制片人助理身份协助北京北广传媒在日本拍摄电视剧的甜酸苦辣。
2009年9月17日新浪吉林网以【矶部荀子一行15人访问吉林市瑞丰日本语学校】为题进行了报道。
2008年度、2009年度连续两年荣获吉林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优秀提案奖。
2010年1月3日以吉林市政协委员身份就民生，交通，住房及环保给老百姓带来的便利等问题接受了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连线采访。
2010年4月7日新浪吉林网在要闻版以【吉林市政协委员韩瑞义务为大学生做就业指导】为题进行了报道。
2010年4月8日吉林市人民政府网站以【吉林市政协委员义务为大学生做就业指导】为题进行了报道。
2010年4月23日新浪吉林网以【外国友人及归国留学生情系玉树地震】为题进行了报道。同时吉林市电视台直播江城节目、新文化报、江城晚报等均报道了韩瑞策划的心系玉树、爱心义捐活动。
2010年5月10日新浪吉林网、吉林市江城晚报，5月11日吉林市人民政府网站以【吉林市首届三校联合日语演讲比赛圆满结束】为题进行了报道，吉林市人民对外友协理事韩瑞到会致辞。
2010年9月邀请了日本国神奈川县逗叶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九人访问吉林市。在吉期间受到吉林市政府陈波副秘书长、吉林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肖立群的接见及宴请。
2010年9月成功策划并承办了由吉林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日本国神奈川县逗叶日中友好协会共同举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外交流部、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神奈川县日中友协、吉林市政协等为后援单位的吉林市第一届日本语演讲大赛。并以组委会秘书长名义邀请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首席领事加藤英次先生出席了大赛。
2010年7月吉林特大水灾之后，组织瑞丰国内外学员捐款人民币8万余元。
2010年10月策划并率领吉林市青年联合会代表团对日本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受到了神奈川县知事、神奈川县日中友协副会长、川崎市市长、逗子市市长、叶山町町长、逗叶日中友协会长等当地政要的接见。
2010年12月，吉林画报以吉林省中日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专访吉林市瑞丰日本语专修学校校长韩瑞为题进行了专访。对韩瑞校长这些年来默默地为吉林市的对日友好交流所做的努力做了公正评价。
2011年1月荣获2010年度吉林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优秀委员奖。
2011年2月随吉林市人大副主任访问日本。同时带在吉林市第一届日本语演讲大赛上获得第一名的金星花同学赴日交流一周。
2011年4月率吉林市企业家赴日考察洽谈。
2011年8月随市外事办主任访问日本友城松江市，友好交流城市逗子市。
2011年10月策划并以领队身份率吉林市青年联合会友好访问团赴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考察访问。
2011年度获吉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吉林省侨联系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2年荣获2011年度吉林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优秀提案奖、优秀信息奖。
2012年3月底至4月初作为翻译随吉林市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吉林省--日本东京、大阪经济贸易交流会。
2012年11月荣获2011年度吉林市昌邑区政协第八届委员会优秀委员奖。
吉林市瑞丰外国语专修学校理事长
吉林市瑞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林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吉林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吉林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
吉林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
吉林市民办教育协会理事
吉林市北山画院副院长
吉林市侨商联合会会员
吉林市昌邑区第八届政协委员
吉林市昌邑区侨联秘书长
日本国神奈川县逗叶日中友协理事
日本国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会会员
日本国日本长春会会员
2. 胡锦浔访问日本时为何拜见日本天皇并向及低头拜会
日本的外务省有着专门规定外国领导人面见天皇之礼仪的文件。老胡也是照章办事。
这是外交礼仪。
有一年奥巴马访问日本，还向天皇鞠了90度的躬呢。
3. 林久治郎的“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张作霖被刺杀，不仅在日本，更在东北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群龙无首，各自观望。日本军方企图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而国民革命军有大兵压境，东北张氏政权面临着腹背受敌。此刻，张学良面对这种形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
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讯，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
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但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对张学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日本由于张学良改旗易帜不可逆转，便贸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三省丢失。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蒋介石曾给过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学者说法不一。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的命令也好，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对待东北问题，张学良是十分后悔的。
其实9.18事变，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张*学*良妥协，但由于没有遭到丝毫的抵抗，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气焰，从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军事占*领。以当时日本东北兵力，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的兵力，是无法和拥有近40万军队东北军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军事对比是，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开始在国内部队装备国产坦克和装甲车，关东军此时还没轮到；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日本国内本没有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在9.18时期根本没有做好大战准备，驻朝鲜的日本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要求“不能不救关东军！”（日本祢津正志着《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可以看出日本占领东北一是军方激进分子强行拖入的，二是张*学*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918事*变，使日本关东军的势力迅速膨胀，极盛时，关东军兵力多达70余万。
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总之从始自终就是想要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其殖民地的傀儡，以确保其经济利益。正是这一主张，策划刺杀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最终导致其扶持了一个满洲国。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等满洲贵族提出了迎接清朝逊帝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的方案，得到关东军方面的支持。参与建国的人士本打算在国联派调查团来之前，由溥仪任国王，建立一君主制政权，后奉天方面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主张共和制，后决定请溥仪担任执政。1931年11月11日，溥仪从天津出发，经大沽口，营口到达旅顺。在抚顺，本庄繁手下的板垣征四郎找到溥仪，要求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否认东北独立，并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抚顺出发，9日到达长春，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也被任命，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伪满洲国成立后，其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伪满洲国行政区划。伪满洲国首都为新京（今长春市），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2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即长春）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4. 日本的由来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元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发现所谓“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它不属于“猿人”，而属丁更晚的“新人”阶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国的诞生》，小学馆，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页。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页。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诞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页。
⑤有关邪马台国的所在位置，学界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北九州，有的
认为是在畿内地区的大和。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从略。
⑥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