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舍门将军号事件的经过
1866年，在中国天津活动的美国商人普雷斯顿（W. B. Preston）受英国密迪士商会（Meadows. Co）的支持，决定前往朝鲜冒险，他将一艘美国式的双桅纵帆船改造为武装的商船，以美国内战期间以嗜杀着称的北方将领谢尔曼（W. T. Sherman）而将该船命名为“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舍门将军号配备有重型武器（前装式火炮2门），成员共24人（一说20人），包括3名美国人、2名英国人、16名中国人和3名马来人。其中船长及驾驶员均为美国人，水手多是中国人。此外有中国人李八行为笔谈翻译，密迪士商会职员英国人何各斯（George Hogarth）为朝鲜语翻译，与此同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托马斯（Robert Thomas，中文名崔兰轩）也作为通译，顺便乘船赴朝鲜传教。
1866年8月8日，这艘颇具海盗色彩的商船在船长佩奇（Page）的指挥下，从中国芝罘（今烟台）出发，载满洋布、斡文布、斜文纸、玻璃器、千里镜、自鸣钟、八音盒等货物前往朝鲜。舍门将军号来到朝鲜大同江口时，朝鲜的黄州牧使丁大植曾警告他们不要驶入朝鲜内河，船长等人置若罔闻，于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三日）乘着大同江涨潮驶进平壤府下游的豆老岛，要求朝鲜与之交易，换取大米、沙金、红参、纸张、虎豹皮等土特产。
平安道中军李玄益再警告说：朝鲜政府不但禁止对外贸易，而且禁止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命令立即退去。尽管如此，朝鲜平壤地方政府还是4次给予他们白米、牛肉、鸡蛋、柴薪等供应，让他们原地待命，等待中央政府的指令。但是船长等仍不听劝告，继续溯江而上，还派崔兰轩等人上岸侦察，准备盗掘当地的王陵。李玄益乘小艇追从，竟被舍门将军号拘留，作为人质。他们还肆意朝江岸开炮，袭击监视美船的朝鲜船只，造成多人伤亡。他们还扬言以1000石白米、大量金银和人参作为撤退条件。平壤府庶尹申泰鼎登船要求释放李玄益，却遭到拒绝。
舍门将军号种种侵略行径，使平壤军民忍无可忍，决定进行反击。8月31日，双方在大同江羊角岛开始进行炮战，平安道观察使朴珪寿亲自至江边指挥督战。平壤满城人民也齐聚江边，投石助战。一名叫朴春权的退伍军人只身救出了被绑架的李玄益。当时因为退潮，舍门将军号在江中搁浅，无法施展，朝鲜军民决定采用火攻战术，于9月2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夜晚将数百艘装满干柴和硫磺、浇足了油的渔船放入大同江中，每三条船连成一组，然后用火箭射入渔船，趁着风势游向舍门将军号。舍门将军号果然失火，并于当夜沉没，船上人员全部死亡。崔兰轩等人亦在岸上被打死。朝鲜人在这次冲突事件中获得胜利。
‘贰’ 谢尔曼县(美国德克萨斯州谢尔曼县)详细资料大全
谢尔曼县 （ Sherman County, Texas ）是位于美国逗拦罩德克萨斯州北部的一个县，北邻俄克拉荷马州。面积2,391平方公里。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共有人口3,186人。县治山闹斯特拉特福 (Stratford)。
基本介绍
- 中文名称 ：谢尔曼县
- 外文名称 ：Sherman County, Texas
- 面积衡亏 ：2,391平方公里
- 人口 ：3,1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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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由绝余丛梦工厂动画公司制作，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发行。电影由罗伯·明可夫导演，克雷格·莱特编剧。泰·布利尔、麦克斯·查尔斯、罗莉·弗雷泽等演员为影片配音。
故事围绕一只世界上“最聪明毁虚狗狗”皮博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而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的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并樱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皮博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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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电影《狂怒》中那辆狂怒号坦克是什么型号
是M4中型坦克。
M4中型坦克，绰号：谢尔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开发、制造的坦克。又称谢尔曼，又译雪曼或薛曼，这个名字是英军起的，来源是美国南北战争北军的名将威廉·特库赛·谢尔曼。
中文名称：M4中型坦克(代号：谢尔曼)
英文名称：M4 Sherman Medium Tank
前型/级：M3中型坦克
次型/级：M26中型坦克
研制时间：1940年
服役时间：1942年
定型时间：1941年9月
国 家：美国
引 擎：Wright R-975、Ford GAA等
战斗全重：33.65吨
火炮口径：75mm,76mm,105mm
型 号：A1、A2、A3、A4、A6等
M4坦克的型号十分繁杂，仅美国官方公布的M4系列改进型车，变型车，和实验型车就有50多种。主要有M4，M4A1，M4A2，M4A3，M4A4，M4A6这6种型号的改进型车，主炮有75mm,76mm,1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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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1、火力
主炮是坦克的手臂。初期型谢尔曼坦克装备一门M3型75毫米L/40加农炮，该炮发射早期M72穿甲弹能够在914米距离上击穿60mm/30°钢板，穿甲能力略比苏联T-34早期型号的76mmF34火炮强。
2、防护
早期谢尔曼M4、M4A1、M4A2早期型正面装甲厚51mm，56°倾斜。侧面38mm垂直。炮塔正面装甲厚76.2mm。后期谢尔曼M4A2、M4A3、M4A3E8型坦克正面装甲厚63.5mm，47°倾斜。侧面38mm垂直。炮塔正面装甲厚89mm。
3、机动
但除此之外的机动性，谢尔曼坦克还是相当不错的，从大量的德军虎式坦克和黑豹坦克被从侧面击毁可以看出，除数量巨大外，谢尔曼坦克的机动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伍’ 为啥一辆虎式可以单挑几个谢尔曼
1.装甲厚火力强。虎式有着二战时期绝对奢华的100毫米装甲，谢尔曼的76mm管子只有贴近或者攻击侧后才能有一线生机。
2.但是虎式同时拥有经典的88毫米火炮，可以轻易的在远距离击毁谢尔曼，所以理论上上来说正面对抗三五碰桐辆谢尔曼根本不是一辆虎式的对手。
M4中型坦克（英文：M4 Sherman Tank，绰号：谢尔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开发、制造的坦克。通称谢尔曼，又译雪曼或薛曼（Sherman），这个名字是英军起的，来源是美国南北战争北军的将军威廉·特库赛·谢尔曼。谢尔曼坦克是二战中产量最大的坦克之一，其产量达49234辆。
虽然在型号上统称为M4，但车身、引擎、炮塔、坦克炮、悬挂、履带等几乎是每种型号就是一种新规格，可说是一部多类形式的坦克。和上述的情况一样，由于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枝槐，构成各种规格化的零件有大量生产的可能。生产工厂只从事自己擅长的生产方式，在所有规格化的零件生产完成后，令构成车身的零件有高度的兼容性。美国于1942－43年生产了53500辆坦克，而二战中造船所用的钢能折算成超过三十万辆坦克。
‘陆’ 为什么说美国政治家蒲安臣是帮助中国认识世界的第一人
因为蒲安臣带领了中国人民建立了清政府史上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并对外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平等条约，即蒲安臣条约。这在当时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条约给中国带来了认识，中国人意识到了认识世界的重要性。所以他是帮助中国认识世界的第一人。
‘柒’ 谢尔曼坦克和虎式坦克谁更厉害
显然是谢尔曼。
谢尔曼拥有比虎式更硬的正面109-177.2mm的防护，根据德军在1943年10月进行的火力测试，德军的75mmkwk40L70火炮无法在100米的近距离击穿圆馒头炮塔装甲（即炮塔上炮盾以外的区域，等效厚度大约为80mm）以外的任意部分，而超过500米时连这一部分都无法击穿，这也是后来德国将L70升级为L70v（v是指锥膛）的原因，kwk40L70的火力（最大无限穿深120mm）比虎式的Kwk36L56的威力大太多，所以与战后的文科谣狗编撰的三虎创世纪不同，虎式也一样很难从正面击穿谢尔曼坦克，尤其是装备T33炮塔的76.2mm谢尔曼，连炮塔外周装甲都无法被击穿。至于所谓虎式装甲质量好这个，其实是个谣言，虎式的装甲是标准的RHA轧制均质装甲，不仅没有任何稀有金属，甚至连渗碳工艺都没有，莱茵金属的轧制均质装甲硬度稍大于盟军使用的4034结构钢，这也只是含碳量不同的结果，但是要注意，目前所有的穿深防护数据都已经以RHA作为标准1.0的硬度系数校正完成，再扯什么德国装甲硬所以谢尔曼穿不了这么多就是双重计算，是完全错误的，但反过来说，同时使用RHA和结构钢造成了德军坦克生产需要两条钢材生产线，成本居高不下的后果，至于工艺工时的花销，虎式和谢尔曼坦克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同样的生产线德国工人人更少，在总工时相近的情况下必然耗时更长，而谢尔曼坦克直接用现成的汽车生产线，生产速度非常快。
谢尔曼还拥有与虎式至少齐平以及远远超出的火力，装备75mm火炮时，发射3英寸高硬度穿甲弹时能在450米的距离上击穿120mm的无限靶，换算对有限靶的茄卜穿甲深度为157mm，而虎式只能在100米距离上击穿120mm的定厚度垂直钢板，对40度放置的120mm靶板无法穿透，最大侵彻深度为径向87mm，显然无法击穿谢尔曼车体等效109mm的装甲。而装备76.2mm主炮的谢尔曼在发射M62穿甲榴弹（备受好评的一款重视装药的75mm弹药，直接从原来的75mm款加了个铜套就拿来用了）时，能在500米距离上击穿140mm的有限装甲板，发射M93高速穿甲弹时，能在500米距离上击穿238mm的无限厚度钢板，超过虎式两倍有余，这个火力记录直到1958年才被英国的7代17磅炮（正是模仿谢尔曼的76.2mmM1火炮设计）打破。
谢尔曼还有超过虎式三倍有余的机动性。谢尔曼坦克M4A3E8型的越野速度为每小时36公里，并且拥有自动差速双流传动系统和全自动变速箱（没错，自动挡），可以在不减速的情况下丝滑转向，并则手且，谢尔曼拥有世界上第一款双向稳定系统（无HVSS悬挂的则是垂直稳定系统），是二战孙纳嫌中唯一能在机动中稳定射击的坦克。反观虎式，虎式虽然拥有双流传动变速箱，但为手动挡车型，车体重量过大导致驾驶非常困难，并且虎式坦克的炮塔为发动机直接供电，供电需要档位在3档以下，此时行动速度为每小时13公里，超过3档则失去供电，需要手摇旋转炮塔，45分钟才能转一圈。虎式坦克也没有火炮稳定系统，在越野行驶中无法射击目标。
‘捌’ 清朝钦差蒲安臣是个美国人怎么回事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标志着东方华夷体系的崩溃和西方条约体系的取而代之，中国外交也迈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步。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第一步，才出现了中国外交上的奇人奇事：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外国。美国人蒲安臣带领的中国使团是晚清中国按照西方的外交方式，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条约体系逐步取代华夷体系的产物，它具体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历史性转折时期所充满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它表明清政府已向国际社会与西方式外交迈进出了第一步，这在近代中国外交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蒲安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人呢？他到底是为了骗取中国的权益，还是为中国谋取权益呢？
一个对中国主张合作、反对用武的美国人
蒲安臣，182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波士顿市一个拓荒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农场的活，参加教会活动，并四处布道。在父亲的熏陶下，少年时的蒲安臣是一个志向远大、心地善良、彬彬有礼的孩子。以后随父母移居密执安州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22岁时进入美国最着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在波士顿当律师。由于家庭的影响和自身的经历，使他具有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个性，这种个性直接影响着他的政治活动。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这时正值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蒲安臣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他反对向南方种植园主妥协的《密苏里妥协案》，并经常与旨在反对奴隶制的“自由土壤党”的成员讨论有关废奴问题。他帮物此链助前总统、自由土壤党的候选人马丁· 范布伦竞选总统，但失败了。这些政治活动使得他声誉鹊起。1855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由于他具有正义感，很快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议员。
林肯就任总统后，对蒲安臣委以重任。1861年春，林肯派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公使，奥地利政府却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支持撒丁尼亚独立为借口加以拒绝。蒲安臣在赴奥途中，行至巴黎时得此消息，在进退维谷之际，正好中国政府已允许列强派遣驻北京使节，林肯当机立断，改派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风尘仆仆地自巴黎启程赴北京。1861年扒橘底到达广州， 1862年7月到达北京。
蒲安臣的经历表明他比较富有正义感，具有同情被压迫人民的朴素思想感情。所以他到中国任职后，推行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一政策的缘起是这样的。1862年2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根据美国在东亚的外交传统，命令蒲安臣在对待中国一切重大问题上，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他说: “美国的在华利益，按我的理解，是和我所提到的两个国家(指英国和法国)一致的。无疑，英、法公使己按促进所有西方国家利益的态度行事。国务院指示你，要与他们协商与合作，除非有充足理由，个别情况可不与他们联系。”训令已明确指出“协商与合作”的原因，因为英、法的对华政策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有利，为了美国的对华利益，美国仍然可沿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追随英国而从中渔利的外交政策。
蒲安臣把这一训罩孙令加以推广，使“协商与合作”成为西方共同的对华政策。作为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代言人，蒲安臣同西华德一样，自然要竭力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但蒲安臣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扩大其内涵，将“与西方列强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蒲安臣的“合作政策”虽然顾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并非没有考虑本国利益。对于实施“合作政策”的目的，也即“合作政策”的实质，蒲安臣自己讲得很清楚，那就是“理想和利益”并重。
所谓“理想”，就是他认为美国人在生理及文化上都优于中国人。基于理想主义的精神，美国人有必要来保护落后的中国人免受其他列强的凌辱和侵略；同时，美国人也有义务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及基督教义耐心地帮助中国人，以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西方世界。蒲安臣这种视自己为中国的保护人及引路人的看法，未免有点象普渡众生的救世主，但毕竟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尊重中国主权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清政府能够接受这个政策。所谓“利益”，就是为美国政府在华谋取各种特权。下面，就来看看蒲安臣实施“合作政策”的具体情况。
事件之一是美国双桅纵帆船“谢尔曼将军”号于1866年在朝鲜口岸失事，船上所有的人员都被当地居民杀死。当蒲安臣向总理衙门询问“谢尔曼将军”号事件时，中国官员否认他们对朝鲜的行为负有责任。于是蒲安臣写信给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贝尔，建议他派一艘军舰到朝鲜去调查此事，然后向华盛顿汇报并请求指示。蒲安臣建议贝尔跟华盛顿商量，意图是防止他采取鲁莽行为。后来，他用官方和私人的形式写信给西华德，请求允许他去朝鲜，因为他担心“不仅法国会威胁朝鲜，而且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也会因“谢尔曼将军”号事件采取报复行为。”蒲安臣的朝鲜之行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对这两个事件的处理方式，表明他同样是本着“合作政策”办事的。因为当时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蒲安臣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事件之二是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1863年到达中国沿岸，岸上的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纳尔逊要向清政府索赔经济损失，蒲安臣拒绝为此事向清政府交涉。因为纳尔逊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件》第13款之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还货款 。"
事件之三是通过白令海峡、连接欧美大陆的电缆接通后，在中国的许多美国商人都希望接一条支线到中国来，并为此纷纷活动。1867年，国务卿西华德训令蒲安臣，让一家美国公司承包这项业务，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又恰恰是蒲安臣的岳父。可是蒲安臣坚决反对此事，他认为此举在中国必将受到强有力的抵制。他写信告诉西华德:“我坚决反对任何一家公司花钱来冒险。虽然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希望美国公司在中国铺设第一条电缆，但我坚持我的立场。”
这三件事例表明，蒲安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照顾到清政府的利益，从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围之内。
一个被中国政府任为使节的美国人
一位美国驻华公使，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第一位派往西方各国的“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奇事。以往一般认为，这项任命源于蒲安臣准备辞职返美，临行时向总理衙门的毛遂自荐。即他利用中英两国第二次修约期限迫近、清政府焦急忧虑的时机，以甜言蜜语从清政府骗得这一头衔。然而，参证各方面的情况，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中国与西方列强遣使互驻。然而，清政府考虑到“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又顾虑“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而且担心远涉重洋，经费不足，中外礼节不同，语言文字尚未通晓，贸然遣使，“或致押而见侮，转足贻羞域外，误我事机”，因此-直托辞不办。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些负责外交的洋务派诸如文祥等人， 有志于遣使出洋，认为遣使出洋可以了解各国的政俗人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减少盲目性，即“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可以在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开辟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径，“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便可以“向其本国一加诸责，默为转移”。
从表面上看，“使才难觅”是个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西间的文化隔阂，清政府残留着天朝至尊意识，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一直拖而未决。遣使各国，如果按照西方礼仪行事，难免影响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使得维持清帝国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因此，当他们与蒲安臣接触时，似乎发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出路。这样做，一方面能使他们收到遣使出洋的实益，另一方面又可使他们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正是这种如意算盘，使他们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此时，正好蒲安臣卸任驻华公使，准备辞行。因他执行对清政府的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有好感，总理衙门为他举行了宴会。宴会上，总理衙门对蒲安臣决定离华深表遗憾，提出要他向条约国家阐述中国的难处，向他们转告中国已做出了迫切希望友好和进步的请求。对此， 蒲安臣高兴地答应了。交谈之际，文祥说道:“你何不正式代表我们?” 蒲安臣对这一建议，一笑置之。恭亲王奕沂问道，“你是否取道欧洲?”蒲安臣作了肯定的回答，亲王便请他斡旋于巴黎和伦敦的朝廷，尤其是后者。总是作为主要发言人的文祥，扩大了所作代表的性质，加了一句，“简言之，你将是我们的公使。” 恭亲王奕沂插言道：“假如一位公使可以服务于两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很高兴你作为我们的使节。” 恭亲王奕沂以玩笑的口吻道:“你或许马上可以做我们的使臣!”随后，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沂具折上奏: “臣等因其来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悦。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在中国寻求、蒲安臣甘愿的情况下，“蒲安臣使团”终于组织成功。恭亲王奕沂等人深恐英、法心中“不无疑虑”，便在使团中加入了英国人柏卓安(时任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翻译)，法国人德善(曾于1866年随斌椿出外游历，时任职中国海关)。二人均“通晓汉语文，……兼可以笼络英法诸国”。柏卓安被任命为左协理，德善为右协理。同时，以记名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名位与蒲安臣完全相同。因此，在这个使团中，有三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颁发给蒲安臣木质汉、洋合璧之关防一颗，“以资取信各国”。出使时间以一年为限。
另外，使团中还有中国的秘书和随员约三十人，其中随行的译员，有同文馆英文学生德明(张德彝)、凤仪；俄文学生塔克什纳、桂荣；法文学生联芳、廷俊。此外还有随员亢廷镛、王抡秀、严士琦、庄椿龄、雷炳文、果庆瑞以及一些仆役等。
外交关系中的尔虞我诈本身就很微妙复杂，而由一个外国人充当使臣，其中必然包含比通常外交活动更为复杂的内容，因此，清政府对蒲安臣的信任并不是无条件和无保留的。正是出于这种信任与疑忌的双重心理，清政府对蒲安臣的使命和权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奕沂在奏折中说明了蒲安臣的权限:“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为此，总理衙门专门颁给蒲安臣八条训令，有两点最重要:第一，蒲安臣有训练中国所派随行人员的责任，使他们能“历练一切”，增长外交才干；第二，遇有“重大事情”，应先告知总理衙门，“再定准否”，不能擅自作决定。其余各节，则对礼节、外交人员待遇、关防使用的范围、出访期限、随行人员的外交待遇等问题，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这说明，清政府对这次遣使出访的安排，是相当细致和谨慎的。
由上述可见，在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脑的问题上，清政府其实是想维持它那点儿残存的至尊国体，而实际上恰恰伤害了自己的国体国格。
‘玖’ 谢尔曼坦克和虎式坦克谁更厉害
虎式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