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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存储器未来发展

发布时间: 2023-02-12 22:49:05

1. 合肥长鑫存储算大厂吗,规模怎么样

合肥长鑫存储算大厂,规模是1000至4999人。根据查询相关资料信息显示长鑫存储是国内唯一大规模量产并打破国外垄断的公司,规模是1000至4999人。自主研发的8GBDDR4,采用19nm工艺打造,继而成为国内首个国产内存供应商,打破国产DRAM内存芯片过去零的纪录。

2. 合肥长鑫存储可能倒闭吗

合肥长鑫存储不可能倒闭的。根据查询合肥长鑫一直是靠补贴维持的,只要国家没有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合肥长鑫存储不可能倒闭。2016年5月,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的事业在安徽合肥启动,作为一体化存储器制造商,公司专业从事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DRAM)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3. 蔚来成就的“合肥效应”,不必太神化


在中国的城市中,合肥是不太有存在感的那一个。

没有成都的安逸,没有重庆的热辣,没有上海的洋气,没有北京的 历史 感。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合肥没啥知名景点,甚至不值得专门去 旅游 一次。

但现在,合肥有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蔚来。

而合肥国资在蔚来最低谷时抄底的故事,也被坊间津津乐道,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合肥投资神话”的报道。

但行业从业者也建议,“不要神化合肥”。有人就认为,当时合肥的 汽车 工业亟需转型,因此与蔚来是相互需要。机缘巧合之下,二者相互成就。

而要论新能源车造车实力,上海仍然是全国第一,接下来是深圳,再下来才是合肥等城市。

在一众造车城市中,合肥是成果显着的那一个,但接下来的竞争会越发激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1、 赢家合肥

虽然很多新能源车企布局全国,但人们往往会将一家车企,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上海有特斯拉、威马和上汽乘用车,深圳有比亚迪,广州有小鹏,常州有理想,杭州有吉利,柳州有神车五菱宏光……

而一说蔚来,人们就会想到合肥。蔚来,已经成了中部城市合肥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合肥的战绩确实很难让人不眼红——2019年,合肥国资在蔚来最低谷时“抄底”,70亿投资如今膨胀成了1000多亿。

投资新能源车在内的新兴产业,对合肥有什么好处?

最近发布的两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是商务部的去年国家级经开区区域综合发展考核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全中国有218个国家级经开区,合肥经开区排第11位,是中西部的首位,比上一年蹿了两位。

而蔚来、江淮大众、国轩高科,都在经开区。

另一个,是2020年,合肥实现GDP10045.72亿元,同比增长4.3%,迈入“万亿俱乐部”。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这个成绩排第20。

此前三年,合肥在全国GDP排行榜上的位置,分别是:第25位、第26位、第21位。

在这个排行榜上,合肥甚至超过了以制造业闻名的东莞。

2019年,东莞还排在第19位,GDP比合肥高73亿。

到2020年,东莞掉到了第24位,合肥GDP反超东莞395亿。

合肥为什么能超越老牌工业重镇东莞?秘密,或许就在产业结构中。

合肥的产业比较新,东莞的产业则比较传统。

在合肥发展迅速的,是 汽车 及零部件、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光伏及新能源产业。

而东莞的五大支柱产业,相对“古老”得多:电子信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从数字上来看,合肥的工业增长速度,明显比东莞的快。

“合肥发布”曾称,2020年前三季度,蔚来交付车辆数超过去年全年。“2020年前三季度,合肥全市 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增长16.9%,上拉全市工业增长1.1个百分点。”

2020年全年,合肥的 汽车 及零部件、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光伏及新能源产业,分别增长25.1%、25.9%和29.4%。

因此,合肥这一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这个数字,比全国水平高5.5个百分点。

而在这一年,东莞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了1.1个百分点,其中五大支柱产业增加值下降了2.1%。

正是因为这些数字,在全国GDP排行榜上,东莞的排名被合肥超过。

在GDP排名方面,千万不要小看地方政府的“攀比心”。

原因是,武汉市领导说,东风的神龙公司在成都投产了新车,直接导致了武汉排名被成都反超。

得新兴产业者得天下,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曾经,中西部城市被认为只能承接沿海城市转移的产业,但谁说它们不能弯道超车?

2008年引进京东方,2017年成立长鑫,2020年引进蔚来……现在,合肥喊出了口号:加速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高地。

若干年前,人们会觉得合肥是在吹牛。如今,大家都信了。


2、 是合肥需要蔚来,还是蔚来需要合肥?

现在,合肥被网友戏称为“霸都”。但一度,合肥被戏称为“全国最大县城”。

十年前的合肥是什么样子?

文旅操盘手“大秦笔记”回忆,十年前自己路过合肥,觉得合肥是中部最落后的城市:

“楼矮、路窄,街边小贩多,行人随意过,喇叭声、争吵声交织在一起,燥、吵、闹。”

2011年,合肥市区的市民月最低工资标准是1010元。那一年,合肥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刚刚超过全国水平。

到上海和南京都不远,没有区位优势,没有政策优势……合肥的地位被认为有些尴尬。

但合肥的工业基础早就打下。从2005年确定“工业立市”方针后,合肥逐渐成为国内家电制造重镇。合肥又引进京东方,布局液晶面板产业;与半导体产业龙头兆易创新成立合肥长鑫,生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一大批面板和半导体的上下游企业随之而来。

在 汽车 产业方面,安徽早就有了江淮、安凯、奇瑞等品牌,江淮和安凯就在合肥。合肥可以说是老牌 汽车 工业基地。

合肥也是最早开始试水新能源车的城市之一。12年前,合肥加入了新能源 汽车 “十城千辆”工程。现在,合肥已经有江淮、长安和吉利等新能源车项目,以及国轩高科、华霆动力等上下游企业。

2019年,合肥迎来了蔚来。当时,蔚来正岌岌可危。

“是合肥需要蔚来,还是蔚来需要合肥?我觉得是相互需要。”熟悉 汽车 行业的从业者董明告诉略大参考。

对蔚来而言,除了融资需求外,新能源 汽车 要落地一个城市、迅速投产,需要当地已经有深厚的传统 汽车 制造业积淀,以及完善的产业链条。造车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非平地起高楼。

北京、上海、珠海、南京、广州、武汉和合肥等,都是这样的城市。

“蔚来最早找的是江淮代工,小鹏最早找的是郑州海马代工。”董明称。

雷帝网创始人雷建平在一次演讲中透露,蔚来曾经与武汉光谷洽谈得非常愉快,项目快要落定的时候,武汉层面出手干预,希望蔚来落户到武汉经济开发区。遗憾的是,当时武汉经济开发区的领导们思维保守,未能抓住机会。

雷建平说,这件事,让光谷的领导们遗憾了很久。

“不要神化合肥。”董明指出,如果对全国各大城市新能源车的电池、电机、电控实力进行排名,深圳应该是第一,上海第二,接下来才是合肥和其他城市。

这是因为,深圳车企的电子化水平高,有比亚迪这样既生产整车,又生产电池的龙头企业。此外,深圳还有众多互联网企业,因此 汽车 的智能化、车联网化程度也高。

而上海的造车基础雄厚,有上汽、大众、通用,还有明星企业特斯拉。

“合肥虽然是老牌的 汽车 工业基地,但江淮和安徽品牌奇瑞的发展迟缓,所以合肥的转型诉求是最强烈的——当时,当地没有合资品牌, 汽车 工业在衰落,不转型就废掉了。”董明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合肥才更有动力和大众合作生产新能源车,也更有动力投资蔚来。


3、 谁是下一个合肥?

新能源造车,已经从前几年的PPT造车,变成了实打实的新风口。

与以往的其他任何风口都不同的是,这是一场需要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的战役。

1月初,合肥与零跑 汽车 达成战略合作,总部在杭州的零跑,将在合肥建立第二工厂。

早就布局新能源车领域的珠海,最近也非常积极。1月底,一则消息传出,引爆媒体:珠海国资拟向贾跃亭的FF投资20亿元。

珠海也借鉴了上海对赌特斯拉、合肥对赌蔚来的经验,与FF设定了对赌条件。

“谁又能确定FF不会成为下一个蔚来呢?”有媒体感慨。

从某种角度来看,合肥之所以受到各界关注,与蔚来在资本市场的亮眼表现不无关系。

新能源 汽车 产业还处于早期,上市企业不多,因此,蔚来、理想、小鹏和特斯拉,就成了资本的宠儿。

蔚来股价最低时,一度跌至1.19美元。而今,蔚来的股价已经涨到了接近58美元,涨幅超过48倍。如果当时买了20万元蔚来股票,现在就几乎可以财富自由了。

目前,特斯拉市值已超过8000亿美元,蔚来、理想和小鹏的市值分别为903亿、275亿和375亿美元。

但这一情况即将被改变。

一个原因,是野心勃勃的跨界玩家和传统车企,正在对造车新势力形成狙击之势。

去年全年,全中国卖出了2531.1万辆车,其中新能源车只占5.4%。

这个市场仍然是传统 汽车 的天下。

在新能源车和智能 汽车 领域,它们早已有了相当积累,只是囿于赛道太多,还没有全力投入。

在中国市场,今年3月,大众的纯电动车ID.4就将交付。

“随着ID.4的推出,大众将成为全球电动 汽车 市场的领导者。”大众方面称。

而那些跨界玩家,比如谷歌、苹果、华为和恒大,也各有优势。比如苹果有出色的软件系统和自动驾驶技术,华为有世界领先的信息通信技术。

“卖房送车行不行?如果恒大每卖出一套房子就送一辆车,一年送出去10万辆车,瞬间就能碾压很多新能源车企。”董明说,跨圈营销,也是造车新势力很难做到的。

接下来,造车新势力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它们背后的地方政府,也将面临不小的压力。

另一个原因,是上市的新能源车企会越来越多,标的不再稀缺。

目前,威马 汽车 已经完成了上市辅导,今年年初将在科创板上市。威马的总部在上海。

而在科创板排队等待的,还有哪咤 汽车 和吉利 汽车 。哪咤 汽车 总部在浙江桐乡,吉利 汽车 总部在杭州。

在可见的将来,还会有更多新能源车企上市。届时,市场的关注度会被分散,蔚来和合肥的明星效应也会因此减退。

需要指出的是,合肥的成功,是天时地利的结果。但投资未必就有回报,追风口都有风险。

2月1日,南京拜腾 汽车 关联公司南京知行再成被执行人,执行标的超过117万元。

根据中国《新能源 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到2025年,新能源车销售占比才能达到20%。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一年卖出2500万辆车,到2025年,新能源车能卖出500万辆。

但据 汽车 媒体统计,中国至少有23个新 汽车 工厂正式投产或启动建设,年产能为499万辆,这些工厂里的绝大多数,将在2021年底或2022年竣工投产。

这其中的过剩产能如何消化?

烧钱的新能源车企业,可能成为一个城市的财政黑洞。

但无论如何,那些传统 汽车 工业布局比较完善的城市,在这一轮轰轰烈烈的造车大战中,胜出的概率更大,翻车的风险更低。

“在我看来,重庆、长春、南京、杭州、广州和武汉,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合肥。”董明说。


4. 合肥长鑫存储可能倒闭吗

不可能。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成立,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该公司经营很好不能倒闭,经营范围包括;存储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加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5. 合肥长鑫存储可能倒闭吗

不可能。
1、合肥长鑫存储是一家主要以研发计算机技术为主的企业。
2、公司于2018年12月上市,价值5000万。

6. 合肥长鑫和长江存储两个企业的存储芯片和未来发展哪个更有潜力

长鑫是内存,长江是闪存。内存断电数据丢失,闪存断电数据依然在,技术层面,闪存技术难度更高!另外长鑫是买的国外底层技术,然后升级优化发展,发展有一定局限性,且与世界一流水平有2-3代的差距!而长存完全自主研发,技术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从市场发展来看,内存技术有天花板,需求市场几乎停止增长,而闪存技术革新空间很大,市场需求每年更是以30%的增长速度扩张。综合来看长江存储发展前景更大!

两家企业之间内部高层人员同属于紫光派系。因此在产业结构分工上是协调合作方式。合肥长鑫主攻可读存储;长江存储以研发可写存储。

长江存储属于国家队,合肥长鑫地地道道属省级队。由此看来,长江存储比合肥长鑫起步高。不过合肥长鑫率先将上市产品对标到世界同等级别,而长江存储还需时日。

另外,众所周知,玩存储晶圆是个烧钱项目,风险变数极大,所以这些企业背靠的是有实力的大级别体量玩家。长江存储背靠武汉,是国家倾尽全力打造的存储之都;合肥近几年靠集成芯片(京东方)实实在在是挣到百千亿的,夹持国家科学中心名头不可小觑!

综叙,潜力谁大不好说,一个是小狮子,逐渐霸气侧漏想挑战王位;一个是小老虎,虎虎生威欲占山为王!

冲出重围千亿起步,强敌环伺巨头统治。

存储芯片的前景如何展望?

合肥长鑫,成立于2016年5月, 专注于DRAM领域 ,整体投资预计超过1500亿元。目前一期已投入超过220亿元,19nm8GbDDR4已实现量产,产能已达到2万片/月,预计2020年一季度末达4万片/月,三期完成后产能为36万片/月, 有望成为全球第四大DRAM厂商。


长江存储,成立于2016年7月, 专注于3DNANDFlash领域 ,整体投资额240亿美元,目前64层产品已量产。根据集邦咨询数据,2019年Q4长江存储产能在2万片/月,到2020年底有望扩产至7万片/月,2023年目标扩产至30万片/月产能, 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NANDFlash厂商。

最近利基型内存(Specialty DRAM)的价格大涨,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DRAM 是什么?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缩写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作用原理是利用电容内存储电荷的多寡,来代表一个二进制比特是1还是0。这一段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你只需要知道,它运算速度快、常应用于系统硬件的运行内存,计算机、手机中得有它,你可能没听说过DRAM,但你一定知道内存条, 没错,DRAM的最常见出现形式就是内存条。

近几年的全球DRAM市场,呈现巨头垄断不变,市场规模多变的局面。



全球DRAM生产巨头是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分别占据了41.3%、28.2%和25%的市场份额。

2019年市场销售额为62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7%。其中美国占比39%排名第一,中国占比34%排名第二,中美是全球DRAM的主要消费市场。细分市场,手机/移动端占比40%,服务器占比34%。

总结来说,巨头垄断,使得中国企业没有议价权,DRAM芯片受外部制约严重。 当前手机和移动设备是最大的应用领域,但未来随着数据向云端转移,市场会逐步向服务器倾斜。

未来,由于DRAM的技术路径发展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微缩制程来提高存储密度。那么在进入20nm的存储制程工艺后,制造难度越来越高,厂商对工艺的定义已不再是具体线宽,而是要在具体制程范围内提升技术,提高存储密度。

当前供需状况,由于疫情在韩、美两国发展速度超过预期,国内DRAM企业发展得到有利发展。

合肥长鑫、长江存储 两家都是好公司,都在各自的赛道中冲刺,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打破寡头垄断的格局。

看哪家产品已经销售了,其他吹得再好都是假的

目前看合肥长鑫优势明显

合肥长鑫和长江存储两个企业的存储芯片和未来发展哪个更有潜力?闪存也好内存也罢都是国内相当薄弱的环节,都是要在国外垄断企业口里夺食,如果发展得好都是相当有潜力的企业。只是对于市场应用的广度而言,合肥长鑫的内存可能相对来说更有潜力一些。



这两家企业一家合肥长鑫以DRAM为主要的专注领域,长江存储以NAND FLAH领域,而且投资都相当巨大,都是一千亿元以上的投资。长江存储除了企业投资之外,还有湖北地方产业基金,另外还有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介入,显得更为有气势。而合肥长鑫主要以合肥地方投资为主,从投资来看看似长江存储更有力度更有潜力一些。


不管时闪存还是内存,目前都被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外的几家主要企业所垄断,价格的涨跌几乎都已经被操纵,国内企业已经吃过不少这方面的苦。DRAM领域的三星、海力士、镁光,NAND领域有三星、东芝、新帝、海力士、镁光、英特尔等,包括其他芯片一起,国内企业每一年花在这上面购买资金高达3000多亿美金,并且一直往上攀升。



这两家企业携裹着大量投资进入该领域,但短时间之内要改变这种态势还很难,一个是技术实力落后,另一个是市场号召力极弱。目前与国外的技术距离差不多在三年左右,况且这两家的良品率和产能还并不高没有完全释放,在市场应用上的差距就更为悬殊。


从市场应用上来看,各种电子产品特别是手机及移动产品将会蓬勃发展,内存的应用地方相当多,甚至不可缺少,这带来极大的需求量。相对而言,闪存应用地方可能要稍稍窄小一点,但需求同样庞大。



国外三星、海力士等处于极强的强势地位,而合肥长鑫和长江存储要想从他们嘴里争夺是相当不容易的。不过有国内这个庞大的市场作后盾,相信这两家未来都有不错的前景,一旦发展起来被卡脖子的状况将会大为改观。


更多分享,请关注《东风高扬》。

理论上说长江存储潜力更大,技术水平距离三星更近。长鑫的话制程跟三星还有一些差距,另外gddr5和ddr5长鑫都还没影。

市场来说长鑫的dram内存价值更大。

但是不论nand还是dram存储市场都是需要巨额投入和多年坚持的,所以谁钱多谁潜力大。

合肥长鑫是国产芯片的代表企业,主要从事存储芯片行业中DRAM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企业计划总投资超过 2200 亿元,目前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自主研发实力、工作经验丰富的成建制国际化团队,员工总数超过 2700 人,核心技术人员超过 500。

长江存储成立于2016年7月,总部位于武汉,是一家专注于3D NAND闪存设计制造一体化的IDM集成电路企业。目前全球员工已超 6000 余人,其中资深研发工程师约 2200人,已宣布 128 层 TLC/QLC 两款产品研发成功,且进入加速扩产期,目前产能约 7.5 万片/月,拥有业界最高的IO速度,最高的存储密度和最高的单颗容量。

存储芯片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存储芯片行业起步晚,缺乏技术经验累积。中国本土制造商长江存储、合肥长鑫仍在努力追赶。

谁先做出产品谁就有潜力,两家现在主要方向也不一样,一个nand一个dram,也得看技术和顶级玩家三星的差距

当然是长江存储更有潜力,长江存储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d堆叠工艺平台,是国家存储产业基地,长鑫买的外国专利授权,发展受到外国技术限制。长江存储可以依靠3d堆叠工艺平台轻松杀入dram领域,而长鑫却没有可能进入nand领域。

7. 解码“最强风投城市”:为何偏偏是合肥

如果放在十多年前,江苏无锡的这支调研团或许不会把目光放在安徽合肥,这个距离300多公里的“小兄弟”身上。

无锡不这么做有其底气,作为拿到苏B牌照的非省会城市,无锡在上世纪80年代时是全国工业第二大市,“苏南模式”的发源地。更早之前,作为民族工商业发源地,走出了荣氏等家族。

合肥市政府大楼,外形如张开怀抱,欢迎四方来客。

合肥是幸运的,但区别于外界简单而迷人的“造神”叙事,合肥进击的背后,不在于偶发的运气因素,而是取决于其对自身定位、发展阶段、科教优势、产业理解、机会判断的准确度,以及最终将这种理解判断落地的组织效率。可供对比的是,同期其他地方政府进入了同一产业,却因缺乏研判等出现“烂尾”、“暴雷”等残局。

这或许能给包括无锡在内的诸多城市带来启发,无锡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助其成为全国第14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城市,但如今也面临着同国内其他先发地区一样的矛盾,如发展模式与创新能力、土地、环境、人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脱胎于“苏南模式”下的无锡,拥有众多细分领域的民营“隐性冠军”,且较早在集成电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上布局,但同时也受困于产业“大而不强”、缺乏拳头产品、终端产品、龙头项目等问题。

今年9月,无锡正式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建设太湖湾科创带,在约500平方公里的面积里 探索 新的增长可能,并为此启动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赴外学习考察行动,为期一个月,先后走访合肥、南京、常州、苏州、湖州、上海等8个城市。首站选在安徽合肥。

无锡太湖湾科创带

“合肥模式”

时至今日,12年前京东方项目的引进,仍然被当地认为是合肥发展 历史 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2008年京东方6代线项目的落地,为合肥今后的发展带来至少两点意义,一是奠定了今后合肥的新型显示产业优势——京东方作为拥有顶尖技术的半导体显示产业龙头企业,为合肥带动和集聚了上下游数百家配套企业集群。二是为合肥打通了产业发展与政府资本支持的关系,此后,合肥利用政府参与投融资的方式引进和创造了集成电路等等新兴产业,“合肥模式”被摆上了上海交大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什么是“合肥模式”?有别于过去政府招引项目的传统方式——主要给予土地、税收等政策性支持,合肥引入京东方项目的突破在于,政府在政策性支持之外,还要提供资本支持,即拿出钱来参与项目建设,稳定市场信心,引导 社会 资金参与。

合肥承诺,京东方6代线项目计划总投资175亿元,其中90亿由政府保底(政府先期投资60亿元,30亿面向 社会 定向增发,如定增未成功,这30亿也由政府承担),85亿由银行贷款,政府提供担保。合肥当时财政收入不过两三百亿。这样的诚意和勇气,外加合肥的区位优势和水电充足等条件,让合肥最终获得京东方的青睐。

京东方项目的成功引进,其实不能算是合肥当地的一次心血来潮之举,或可算作其产业发展战略的理性决策。

作为1952年才确定的年轻省会城市,合肥底子薄,基础差,一直受到名不符实的困扰。在省内,合肥常被拿来与曾经的省会安庆、与江苏地理位置更近的芜湖等城市比较;省外,苏南城市早已实现工业化。其他中部省会城市如武汉,GDP早在2001年就已超过千亿元,而合肥2006年底才 历史 性突破千亿。2005年时武汉中心城区中心人口就超500万,是当时合肥的两倍还多。

落后的合肥,要如何实现突围?

为合肥奠定基调的,是其2006年前后提出的“工业立市”战略。当时新上任的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多番调研论证后认为,合肥只有发展工业,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合肥过去偏重将拥有中科大等科教资源当做比较优势,工业投资无论是总量还是占全 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都低于中部地区五省会城市。但孙金龙认为,缺少工业基础和产业支撑的科教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地区优势。“合肥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合肥市确定了几个方向:一是拉开城市框架、解决发展容量问题。同时,清减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确立更可预测的规则。包括拆除违建,建设基础设施,向南扩张,规划190平方公里滨湖新区,2011年区划调整后800里巢湖成为合肥内湖,加上划归的两区县,合肥面积增至11408平方公里。

二是招商引资,加大工业投资。合肥市基础薄弱,在开放且联系愈发紧密的市场环境下,仅依靠自生力量难以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而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可以让落后地区绕过从头打造的艰辛过程。

合肥市希望抓住当时沿海产业的转移时机和合肥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至东部以及国家确定的中部崛起战略,聚焦供应链上的咽喉点,引进重大项目,帮助合肥完成工业积累,形成“合肥制造”的产业集聚和规模优势。

占合肥市三分之一比重的家电产业,正是循此逻辑发展。合肥市政府给家电产业设立的目标是,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家电产业聚集地和最大家电制造生产基地。

此前,合肥本土的明星品牌——美菱和荣事达已经通过引入格林柯尔、美的和长虹等战略投资者完成国企改制,后来,随着合肥继续推进“合肥制造”战略,引进格力电器、美的、惠而浦等家电巨头落地,到2011年合肥冰箱产量占全国1/3、洗衣机占全国1/4,超过青岛、顺德,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也就在这年,合肥市家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38亿元,成为合肥市首个千亿产业。

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培养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能够快速匹配劳动者和企业的规模市场等等。直到今天,家电产业依然是合肥千亿级产业的支柱产业。2019年,合肥冰箱、洗衣机等四大家电出货量达到6664万台,青岛、佛山分别是3700万、2462万。

2008年秋天,合肥市政府对京东方项目的果断引进,也正是源于其支柱产业家电产业的发展刚需——家电的核心零部件面板还是进口。不过如今京东方生产的液晶显示屏与合肥本地的家电产业联系不大,合肥家电产业的结构有待优化,未来智能家电的方向或有合作空间。

这十年间,合肥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地级以上城市之一,GDP从2008年到现在增长近5倍。“从上个世纪100个城市中合肥是第97位,到2005年追到第62位,2019年追到了21位,省会城市中进入前十。”合肥市长凌云表示。

但此时的合肥依旧还是默默无闻的追赶者,直到他一把抓住了长鑫存储芯片及蔚来新能源 汽车 机会。

合肥长鑫存储公司

“最强风投”背后

合肥以“最强风投城市”、“赌城”的封号走红网络。但正如企业从来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城市亦是如此。这一连“押”对的几个项目,亦有机缘巧合因素。但外界简单的造神叙事可能带来一个困扰,让太多的人对这故事信以为真,而模糊了真正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机会主义者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

合肥当地政府官员坦言,合肥敢拿出真金白银招引龙头项目、支持产业发展,一方面受现实约束,不主动搏一把便没有机会,另一方面与产业特性有关,对于一些投资大、风险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政府需要投入以给予市场信心。更重要的一点是,合肥相信,通过审慎尽职调查和技术设计,能够确保决策理性,最大可能地提高成功率、降低风险。这也构成了合肥在招引龙头项目时的比较优势。

尽职调查原本是企业收购、投资等业内行话,指对目标企业进行经营、财务、法律关系等情况的调查分析,以评估收购行为的可行性。合肥介入上述新兴产业的时机,其实也基本上是其他地方政府意识到产业重要性之时,但一些地方虽一脚踩准了产业赛道,却因对项目判断失误而发生烂尾等。

2006年前后,TFT-LCD液晶面板的重要意义已为人所知,但当时受到地方政府欢迎的是日本夏普等拥有6代以上高世代生产线的公司。

合肥为何认准当时只能做5代线的京东方?合肥政府办人士向澎湃新闻表示,选择京东方,选的是“未来”。“当时京东方的生产线虽然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他有自主技术资源,这决定了他有进行自我迭代的能力,自主产品与国外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不怕限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后来在《新火》一书中分析,京东方之所以后来获得成功,原因正是其通过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进入TFT-LCD工业领域,并在收购成功后立即建设5代线,吸收外部技术,成为当时唯一掌握主要知识产权、生成技术能力的大陆企业。

2016年正式官宣的合肥长鑫DRAM型存储芯片项目,充分体现了合肥市政府这种基于产业刚需的决策理性。

集成电路产业代表目前技术水平的最高点,对未来的区域命运影响深远。但其高门槛、重投资、周期长,迭代快、分工精细的产业特性,以及作为后进者所面临的技术来源、专利障碍、起步市场、核心技术人员等问题,都意味着徘徊在外的地方政府必须谨慎选择切入口。

合肥选择的切入口是DRAM型存储芯片。

数字芯片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被称为设备大脑的CPU芯片,如英特尔的奔腾,高通的骁龙、华为的海思麒麟芯片等。

另一种是存储芯片,按照断电后是否能保留数据,可以简化分DRAM和NAND两种——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又叫动态随机存储器,代表产品有电脑、手机中的内存条。存储的数据与CPU直连,主要存储软件运行数据,断电后数据会消失。市场规模约800亿美金。

NAND Flash,是闪存的一种,代表产品有闪存卡,断电后数据不会消失,一般存储着照片、音乐、等静态大容量数据,市场规模大约650亿美金左右。

据合肥多位内部人士介绍,合肥选择DRAM型存储芯片切入,基于几个判断:一是市场大。存储芯片市场规模约800亿美金,三大巨头——韩国三星、SK海力士、美国美光 科技 占全球市场份额合计接近95%,而国内自给率几乎为零,“长鑫只要能占百分之几的比例就能支撑起一个产业”。

二是时机。相比于计算CPU芯片,DRAM型存储芯片制程工艺迭代速度趋缓,这给了新进者一个较好的进入时机。存储芯片核心在工艺,因此DRAM芯片生产以一体化IDM模式为主,即从前端设计到制造、封装、销售等都由厂商独立完成。

方向确定后,合肥市政府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合作企业——合肥市政府需要选一个懂行、靠谱的合作伙伴来主导项目运营,最终确定北京兆易创新的理由是,兆易创新主营业务也是存储芯片,不过不是DRAM,而是闪存的另一个细分领域NOR flash ,由于其技术难度相对较低、市场有限,因此兆易创新也有志于进入DRAM领域 。

另一个关键理由是,北京兆易创新于2016年上市,当时科创板还未推出,对于合肥来说,项目合作方是上市公司,意味着合肥多了一条政府资金的退出通道。

至此,项目距离成立还远远不够,集成电路的特殊性决定着难关还在后头——人才、专利技术。

长鑫存储董事长朱一明去年5月介绍自身知识产权体系时提到:“DRAM产业在全球发展了几十年,制程技术持续进步,在架构、制程、设计、接口、测试、系统等方面存在很多专利,且绝大部分控制在三星、海力士和美光手中。新进者是否拥有合规的技术来源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立足发展的关键。”

据他当时披露,其最初的技术来源之一是奇梦达——德国英飞凌独立拆分出的存储器公司。该公司一度是全球第二大DRAM供应商,但2009年因经营问题和金融危机破产。

技术人才主要来源两处:一是2012年底,日本存储器企业尔必达因破产被美光收购,释放出一大批人才,另外一批则是由合肥长鑫项目早期核心操盘手之一——中芯国际前CEO王宁国号召而来。

等到2016年合肥长鑫项目正式对外宣布时,“我们默默筹备酝酿了两年,当时已经有几百号人集聚在合肥。”合肥相关部门人士表示。3年后,合肥长鑫宣布量产DDR4内存芯片。

蔚来 汽车 项目的选择逻辑也是如此,合肥市发改委人士介绍,蔚来 汽车 有技术、创始人有情怀、且与当地江淮 汽车 合作多年,经他们了解,蔚来前期亏损主要是管理成本的问题,作为合肥投资的条件,蔚来也承诺将会优化管理。如今蔚来 汽车 股价涨幅10倍。

多位合肥官员向澎湃新闻表示,合肥在投资重大项目时,主要把握两点,能不能投,以及如何投,投多少。

能不能投,取决于产业前景和重要性,以及对项目及项目合作团队的主客观评价。这要求合肥市发改、经信、 科技 、投促、产投、建投等多个部门务实协作、积极向外脑和第三方寻求建议、做好外围尽职调查,力求对产业和项目理解准确。

当地政府办人士介绍,合肥目前推进的“链长制”前身——产业领导小组机制对产业和项目的把关起到很大作用,对于主要产业,市领导会牵头跟踪,包括对全球该领域最顶级的专家建一个数据库,选择项目时,请这些顶级专家来评价,“没有专家的认可,政府不可能投资。”

如何投,投多少,如何在提供资本支持的情况下,让核心团队主导运营以及保持积极性,后续政府资金如何退出?“这就是技术操作上的问题。”合肥产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中亚向澎湃新闻表示。

政府权力会否越位,如何与市场有效分工,这是政府介入产业发展时普遍引发的疑虑。因此,合肥市在投入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包括参与定向增发、海外并购、产业基金直投等方式,且设计了完善的退出机制。“从京东方项目开始,到维信诺、长鑫存储、欧菲光等项目,合肥国资投入一直遵循‘不谋求控股权、产业向好发展后及时退出,再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路径。”李中亚称。

最后,在项目完成研判及方案设计完善后,领导敢于决策。

至此,项目前景的答案就有了一半,另一半则是实践性的,留待时间检验,“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能断言这些项目就一定成功,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正确的产业方向和发展路径,就一定会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李中亚表示。

创新:大学与城市的互动

过去几十年,像合肥这样通过凭借成本优势、主动融入供应链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中国城市其实并不鲜见。但合肥的启示还在于,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没有忽视基础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意义。

2017年,合肥以仅次于北京的大科学装置密度——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和稳态强磁场3个装置等科研基础,获批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国家级科学中心,让合肥似乎有些突兀地以令人艳羡的“领跑者”姿态站在聚光灯下——国家级科学中心意味着国家对这座城市会有规模庞大且稳定的研发投入和顶尖科研资源的集聚。合肥有望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等可能颠覆未来的黑 科技 上取得突破。“合肥正如十年前的杭州,未来创新城市”有人这样评价。

为什么是合肥?

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向澎湃新闻表示,“合肥其实不能算异军突起,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合肥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人才的培养从来没有断过。这几年中科大留在合肥的人越来越多。”

安徽创新馆,2019年落成

安徽及合肥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理念上的——政府部门对于知识和科学的尊重。二是实践上的——做好基本功,大力引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真金白银投入建设大科学装置等平台,然后通过 探索 机制体制创新,促进大学与城市的有效互动,打通从知识到产业多个环节。

合肥与中科大最初的结合,早已传为一段佳话。1970年,自身条件也较薄弱的合肥,敞开怀抱接受了当时从北京疏散出来的中科大,腾出师范学校的校舍,并在电力、暖气等各个方面给予优先保障。合肥也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沉寂的时间里,因“中科大”在国内及世界科研版图上享有一定知名度。

1978年,那场被称为迎来“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全国1200多项的 科技 成果,安徽省就占到了两百多项。“这让当时的安徽省的领导被震撼和鼓舞到了”。安徽似乎找到了重塑尊重知识的 历史 传统的机会——这个在康乾年间还是富庶之地的省份,近代以来遭遇战争和水患等打击,由盛转衰、多年定位都是“农业大省”。代表着知识与科学的中科大,以及当时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改革等,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安徽人重塑自己地方认同和精神坐标的起点。

这之后,合肥更加坚定地敞开怀抱,一批军工院所迁移合肥,要地给地,要钱给钱,中电科系38所、16所等相继搬来,逐渐形成了如今拉动安徽合肥创新的三架马车——中科大系、中电科系、本地系(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等)。

如今类似中科大等学校整体搬迁的机会很难再有,但是在创新要素越来越全球化以及合作形式灵活的当下,如何集聚创新要素、挖掘已有资源,以及让城市与大学更好地互动,产生化学反应,以提高生产率、创新能力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各地正在思考的命题。

安徽省及合肥市的切入点是,建设大科学装置等前沿研究平台。大科学装置是为科学家应用基础研究、探寻自然科学中一些终极问题的平台。这类科研装置科研意义巨大,但是投入强度超高,动辄数十亿、上百亿元。政府把钱投在这种大科学装置上,帮助科学家降低科研成本,提供科研便利,也促进了人才和想法的聚集、碰撞。“好比战国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汇天下名士,我们把平台建好,人才自然就来了。”

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十几年前政府做这些事时几乎看不到曙光,没有浮躁地要求产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也从未断过,如支持潘建伟院士出国留学、回国做出成果后支持转化等等,十几年后量子科学的重要性为人所知,科大人感慨“合肥最大的好是可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些科研人才汇聚起来的影响直接而深刻,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了诸多科学性原理的信息。“比如,京东方后来就发现,很多原理上的问题和诊断,在合肥本地这些高校中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者牵线引荐。”

2012年,看到了科教资源之于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安徽省、中科院、合肥市、中科大四部门签订协议,共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合肥承诺一次性给予支持经费20亿元。而当年合肥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389亿元。这一年,后来也被当成是中科大与合肥的元年——此前,随着大部分高校相继迁回北京,中科大对去留与否尚存犹豫,“但有多少地方能一次性拿出20个亿支持和重视基础研究呢?”

共建协议签订后,合肥没有将其束之高阁或丢在一边,很快与中科大确立了高频的互动机制,包括联席会议、政府与学校的互访、产业之间的联系对接等等。其中,一项常态的互派挂职机制后来发挥很大作用,合肥从各个政府部门抽调骨干力量前去中科大先研院挂职服务,要求至少三年以上,陈林等部分人员甚至干到了六七年。

去年底才回来的合肥市 科技 局总工程师潘学文向澎湃新闻回忆,他们首先帮助建立了27项制度,如明确 科技 成果转化合作谈判的门槛标准(300万元起)、收益归属、人员薪资待遇等等,制度的建立让新生机构很快走上正轨,3年时间成立了56个实验室。

得益于这种互派机制下的深耕,他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如何打通从知识走向市场的经验,这些人后来成为安徽创新上“万向节”般的存在。

当前,成果转化率依旧偏低,主要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科研与市场信息不对称、没有做好衔接、专利经纪服务缺乏等等。

2016年,中科大及合肥工业大学被财政部等列入试点,进行 科技 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 探索 ,中科大及合工大享有对本单位 科技 成果的自主处置权。困扰高校专利无法盘活的症结之一——产权规则得以明确。

这种办法同样适用于研判产业和项目,陈林介绍,合肥在考虑是否做集成电路产业时——同样通过这种专利梳理的方式,找出问题,“可以说合肥每一步是理性扎实的,基于一定的基础和产业机遇来做的。”

展示功能之外,安徽创新馆的定位是成果转化平台。“打造一个科研和产业企业的桥梁。”通过为科研人员提供专利服务,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愿意把他们的专利汇聚到安徽创新馆,经由梳理组织后,提供专业建议,对接交易平台。

从想法做成产品,还要有政策配套支持。合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对应不同政策重点。合肥政府办人士介绍,创新的第一步是想法到样机,这一阶段提供天使基金支持。第二步从样机到初始产品,这一阶段要完成多项认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合肥出台“借转补”政策,这笔钱先借给创业者,产品出来后借款转为补贴。第三步是市场化阶段,“借转补”资金无法支撑市场、厂房、设备的投入,政府提供补贴等作为“劣后资金”吸引市场资金,或者为其提供试验平台。每年根据产业方向、资金配比等进行灵活调整。

合肥市长凌云表示,合肥以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为切入口,后续引入清华启迪科学城等,开启了清华与合肥在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他们还专程到北京,引进了清华附中,今年第22次清华校友工作会议也放在合肥召开。

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对知识的尊重,显性影响如产业得到极大发展。更多变化则是潜移默化悄悄发生的,一些建筑上的细节或许体现出政府对理性和开放的追求——当地政府大院没有设置围墙,甚至不足以称为“大院”,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其2005年建起来的政府双子楼,呈对称状的圆弧结构,寓意合肥张开怀抱、欢迎四方来客。一些局办的走廊墙上,挂着的是科学发现的简介,部分办公室贴有三四张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安徽地图、合肥地图。

“创新像煲一锅汤,有了好食材还不够,放在一起也不够,还要长时间文火慢慢熬,要有持续的温度,火不能断,要持续,这样才能让所有进了锅的优质食材彼此作用、充分互动、充分融合、直到浑然一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曾这样阐述“创新”,在他看来,创新不仅要汇聚全世界的创新要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要有更密切的互动,要增加浓度。

校对:栾梦

8. 新基建这一年,产业链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2020年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措施时,提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在中央密集部署之下,市场开始热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迎来风口。迄今为止,已经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中,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还是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新基建产业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 存储

很显然,没有存储,无论是5G、云计算、数据中心还是大数据、人工智能,都将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


事实上,自从世界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乃至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存储一直就是最核心、最基础的支撑技术。


存储技术:“科幻”未来的必由之路


自从人类步入信息 社会 ,计算和存储就变的愈发重要起来,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的不断提升持续拓展着人类的脑力边界, 社会 生活不再局限于眼前的“苟且”,更多的“诗与远方”给予了人类无限的遐想。


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虚拟现实、火星殖民等“天顶星 科技 ”逐步由科幻变成现实的过程,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类无限的憧憬和兴奋。所有这些 科技 的实现,无一不是依托更强的算力、更大的存储。


“运算”+“存储”构成了人类“科幻”未来的必由之路。


而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存储一直是构成了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各国以及各大公司,在存储领域的争斗从未停歇,甚至存储领域的能力直接影响到了相关国家信息技术发展的进程。


存储史:也是信息 科技 的争斗史


翻阅存储产业的 历史 ,是一个行业乃至国家信息产业兴衰起伏的发展史,从美国、日本、韩国,存储产业轮番发展与壮大,随之而来的是存储芯片技术的飞速进步,与国家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


存储产业的发源地:美国


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政府牵头,军方作为主要采购商,大力发展存储等集成电路产业,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霸主。蓝色巨人IBM、无冕之王Intel都在当时赚到了存储领域的第一桶金,从而逐渐发展壮大,独霸一方。


美国IBM公司生产的KeyPunch 031型打孔卡数据记录装置


其实,美国IBM公司最早就是靠生产打孔卡数据机起家。1932年,美国IBM公司发明了第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计算机存储器 — 磁鼓存储器,采用电磁感应原理进行数据记录。磁鼓非常笨重,像个两三米长的巨型滚筒,但磁鼓的存储容量也只有几K而已,售价极其昂贵。


1949年,一个叫王安的中国人,在哈佛大学发明了磁芯存储器,嗅觉敏锐的IBM公司闻风而来,邀请他担任技术顾问,并购买磁芯器件。到1956年,王安将磁芯存储器的专利权,以50万美元卖给IBM公司。磁芯存储器是继磁鼓之后,现代计算机存储器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直至1970年代初,世界90%以上的电脑,还在采用磁芯存储器。


Intel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研制晶体管存储芯片的方向。1969年,Intel推出了64bit容量的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芯片C3101,1970年10月,推出了首款可以大规模生产的1K 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芯片C1103,使得每bit(比特)存储只要1美分,它标志着DRAM内存时代的到来。到1974年,Intel占据了全球83%的DRAM市场份额。


整个1970年代,存储的王者是美国的存储厂商,而到了1980年代,日本厂商的存储时代到了。


存储产业大发展:日本崛起


70年代,日本跟随着美国的发展路径,通过从美国购买核心技术,举国发展存储等电子信息产业,NEC、日立、富士通、尔必达、东芝等企业先后崛起,与美国企业德州仪器,莫斯泰克,美光等大杀一方。


为打破存储技术壁垒,在1976年,由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Hitachi)、三菱(Mitsubishi)、富士通(Fujitsu)、东芝(Toshiba)、NEC这五大公司作为骨干,联合多家日本研究所,组建“VLSI联合研发体”,攻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DRAM的技术难关。


到了1980年,日本VLSI联合研发体宣告完成为期四年的“VLSI”项目,实现了多项研发的成果。各企业的技术整合,保证了DRAM量产良率高达80%,远超美国的50%,构成了压倒性的总体成本优势,从而一举奠定了当时日本在DRAM市场的霸主地位。


虽然在1980年,日本研制的DRAM产品,只占全球销量的30%,美国公司占到60%。但是到了1985年局势已经完全倒转。


日本的经济也随着半导体产业的繁荣开始腾飞。


由于日本廉价DRAM的大量倾销,美光被迫裁员,不得已只得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而Intel,连续亏损数个季度,DRAM市场份额仅剩下1%。当时,Intel的年销售额为15亿美元,亏损总额却高达2.6亿美元,被迫关闭了7座工厂,并裁减员工。濒临死亡的Intel,被迫全面退出DRAM市场,转型发展CPU,并由此获得新生。日本电子企业、 汽车 企业的凶猛攻势,最终引爆了美日两国的经济战争。


渔翁得利后发制人:韩国半导体借存储产业腾飞


日美两国在存储芯片领域的竞争,快速拉高了对技术、资金的要求,两国的经济战争又给了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机会。


80年代,韩国产业联盟,四大财阀三星、现代、LG和大宇全力进攻存储产业。韩国政府全力配合,采取了金融自由化政策,松绑融资环境,让韩国各个财阀能够轻易调动资金,投入到存储产业竞争中。同样的套路,三星在起步初期从美国和日本购买技术,砸重金扶持自有技术和产业。


1992年三星完成全球第一个64M DRAM研发;1994年三星将研发成本提升至9亿美元,1996年三星完成全球第一个1GB DRAM(DDR2)研发。至此,韩国企业在存储芯片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跑者地位。


从1983年三星正式宣布进军存储器产业,到1992年末三星超越日本NEC,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DRAM内存制造商,三星走过了艰难的10年。


从此之后,三星在其后连续蝉联了近30年世界第一,韩国的经济也随之腾飞,实现了向高 科技 引导型经济的转型。韩国持续在存储芯片领域发力,长期保持着世界第一存储芯片生产大国的地位。目前全球三大存储器公司,韩国独占两席,最近甚至就连英特尔的3D NAND闪存业务也都卖给了韩国的SK。


新基建,发力存储正当时


时间来到21世纪,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从一穷二白逐步迈入小康 社会 。新的经济发展需要新的产业动能驱动,产业升级的窗口期打开了,是中国出场的时候了。2014年,筹备许久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和国家大基金先后落地,中国的存储产业得到了腾飞的助力,徐徐拉开大幕。


存储是未来新基建的“粮食”,5G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的建设,都离不开存储。在紫光集团等国内芯片巨头的带领下,中国的存储产业将迎来关键的发展阶段。


2016年6月13日,合肥长鑫由合肥产投牵头成立,主攻DRAM方向。


2016年7月26日,紫光集团联合多方成立长江存储,首个闪存生产线在武汉建设,一期投资240亿美元,一号厂房于2017年9月封顶。


2017年,紫光集团旗下长江存储研发成功32层三维闪存芯片,打破了存储芯片国产化零的突破;2019年64层闪存芯片宣布研发成功,


2018年4月11日,长江存储开始搬入机台设备,在当年4季度量产32层三维闪存,2019年9月,长江存储宣布其64层三维闪存启动量产。到了2020年4月,长江存储宣布全球首款128层 QLC三维闪存研发成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存储技术第一次跟上了世界主流存储技术步伐。。


在内存DRAM领域,合肥长鑫在2017年开始投资建设DRAM工厂,2019年底宣布DDR4 DRAM和LPDDR4 DRAM芯片研发成功。


长江存储 X2-6070 128L QLC 1.33Tb 3D NAND


合肥长鑫投资建设DRAM工厂


不过, 现有 垄断的存储市场并不欢迎新进的玩家,存储大厂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垄断了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全球存储大厂的产能规模是国内公司的几十倍,技术比国内公司领先好几代,国内公司在资金、规模和技术任何一项都不占优势,长途可谓漫漫。


然而,存储市场巨大,产值巨大,经济带动效用巨大。2019年,全球存储市场超过1000亿美金,国内存储市场超过500亿美金,单一月产能10万片的存储器制造工厂投资额就需要100亿美金,这也决定了存储产业 “配得上”国家新基建的这样的规模和力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耀眼的“明星”,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发展。当前,中国的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的“基建”项目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可以说,我们正从传统的不断缩小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向不断增大的“交流、沟通、计算和存储等信息需求”转变。


“传统基建”靠的是钢筋+水泥,“新基建”靠的是计算+存储。新基建,发力存储正当时。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在新旧动能切换的关键时期,发力存储产业正当时。

9. “十三五”规划,实施什么战略,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简称《规划》),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快中部地区崛起步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截至2015年年底人口达到3.6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5%。“十三五”期间,中部地区将有哪些新变化?百姓将有哪些“获得感”?
建设中心城市 壮大城市群
按照《规划》,将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强化长沙、合肥、南昌、太原等省会城市地位,增强要素集聚、科技创新和服务功能,提升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
《规划》提出了推进“城市群壮大计划”——
一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推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城市群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产业基地和全国重要创新基地,打造生态文明和绿色城镇化样板。
二是中原城市群。立足区位交通等优势,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和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极具发展活力的核心地带。
三是皖江城市带。加快融入长三角城市群,进一步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产业实力雄厚、资源利用集约、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
四是山西中部城市群。强化太原城市功能,推进太原-晋中同城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全国资源型经济转型示范区和重要的制造业、文化旅游业基地。
打造先进制造业走廊
据统计,2015年,中部六省专利申请授权数为21.4万件,近两年年均增长19.4%,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到13.4%。未来5年,中部地区将在创新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规划》明确,支持在长江沿线和京广铁路沿线地区率先打造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走廊,大力推进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建立泛长株潭等工业制造重点示范基地。
同时,《规划》确定了一批重点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十三五”期间将以武汉、南昌为中心发展光电子产业,以合肥、芜湖、武汉为中心积极打造平板显示产业链,支持武汉、合肥建设存储器产业基地,支持郑州建设智能终端产业基地。
为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三五”期间将打造郑州、合肥、芜湖、武汉、南昌、长沙等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为做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将依托株洲、湘潭、郑州、洛阳、太原、大同、合肥、马鞍山等地产业基础,研发新一代绿色智能、高速重载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建立世界领先的现代轨道交通产业体系。
为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十三五”期间将支持南昌、景德镇建设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大力发展飞机设计与制造,提升航空制造业专业化发展能力。支持武汉建设国家航天产业基地,郑州、长沙、信阳建设北斗导航产业基地。
新建20个机场
此次《规划》为加速中部地区的立体交通网建设描绘了美丽蓝图。
高铁方面,将推进太原至焦作、原平至大同、郑州至济南、郑州至阜阳、西安至武汉、大同至张家口、武汉至九江、宜昌至郑万高铁连接线、合肥至九江等项目建设。八条城际铁路的建设将进一步拉近中部城市距离。合肥至六安、郑州新机场至登封至洛阳、焦作经济源至洛阳、郑焦城际云台山支线、武汉至天门等城际铁路的建设已提上日程。
公路方面,“十三五”期间将新建宜昌至张家界高速公路渔阳关至鄂湘界段、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合肥至枞阳段、川西离石至隰县、湖北鄂渝界至建始(陇里)高速公路以及湖北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机场方面,“十三五”期间将新建安阳、信阳、商丘、鲁山、抚州、瑞金、上饶、岳阳、武冈、娄底、荆州、湘西、郴州、鄂州/黄冈、芜湖/宣城、蚌端口、亳州、滁州、宿州、朔州等20个项目。
据统计,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生产总值14.7万亿元,十年年均增长11.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18.8%提高到20.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部地区将厚积薄发,开创全面崛起新局面。

10. 武汉弘芯项目烂尾背后:武汉合肥半导体产业优势对比与风口的思考

自中兴、华为事件发生后集成电路的地位不断提升, 社会 与资本对集成电路产业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初衷确实是为了实现国产替代、自主可控,虽然这种思路没错但格局着实有点狭隘。当然如果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放到实现国家战略安全的地位,对产业的认识也会更深刻一些。

顶层设计的确瞄向了国家战略安全这一方向,但落脚到这个产业中,产业和资本的高度还是无法达成统一,因为各自的诉求不同。以中微公司创始人尹志尧为代表的产业从业者固然可以做到十年磨一剑,将刻蚀设备做到全球一线水平,但狂热资本的不断涌入,更多的是看到科创板、注册制等的实施带来的短期套利空间,毕竟相比以往如今上市的门槛和难度大幅降低。

集成电路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果放到国产替代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还是一个政策密集型的产业,如果将这四种重要的要素实现深度整合,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这四种要素中任何一个对集成电路产业的理解与认知出现偏差甚至误区,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20年前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如此,武汉弘芯项目烂尾也是如此。

武汉弘芯一开始就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有所误区,比如一开始就定下的不切实际的目标。武汉弘芯项目原计划投资1280亿元,主要投资目标是建成一条月产能3万片的14nm逻辑工艺生产线、月产能3万片的7nm及以下逻辑工艺生产线以及相应的晶圆级先进封装生产线,但在2017年国内最好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刚搞定28nm HKMG工艺不久,直到2019年才在梁孟松的带领下搞定了14nm FinFET工艺。

2017年全球晶圆厂中有能力量产14nm及以下FinFET工艺的也就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和格芯,其中台积电和三星将技术节点推进到10nm,格芯是12nm,英特尔是14nm++ FinFET工艺,与格芯的12nm相当:

行业龙头也刚推进到14-10nm,武汉弘芯一开始就要上马14nm,就当是国内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可能吗?

2017年国内技术达不到,资本目的不纯,政府对集成电路产业认知较浅,武汉弘芯项目如何推进?

可惜了蒋尚义的一腔热血。

武汉的集成电路产业基础还是相当薄弱,更没法与江苏和上海这两个产业集聚地相比,将之比喻为荒漠中的绿洲也不为过。

按申万行业分类,目前在A股上市的湖北半导体企业有盈方微和台基股份两家,其中台基股份主要从事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生产与销售,是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但盈方微在湖北荆州,台基股份在湖北襄阳,均不在武汉。

在新三板上挂牌的湖北半导体企业是思存 科技 (839113.OC),公司主要研发与销售多种类别的Wi-Fi模块及相关解决方案。公司在技术上得到高通的支持, 2019年营收与净利润分别达到2.50亿元和0.08亿元,业务规模与盈利能力较弱。

东芯通信(430670)是位于合肥市的一家从事LTE基带芯片研发、销售及提供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但目前由于4G网络已经成为过去,公司业绩也一落千丈,2019年营收仅有0.15亿元,净利润亏损0.12亿元,已经连续四年亏损。

过去的终究要过去。

在光模块及光芯片领域武汉具有一定优势,光迅 科技 、华工 科技 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其中光迅 科技 是国内少有的业务涉及光芯片、光器件和光模块产业链的企业,而且公司依靠大股东烽火集团旗下的烽火 科技 ,产品可以很好的切入终端。但是在目前火热的高通量光模块领域公司相比中际旭创和新易盛有所滞后,相比已经研发出1000G光模块的华为以及Finisar等国外巨头差距更是明显:

合肥与武汉在存储器领域的竞争优势相当明显。武汉长江存储在3D NAND领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技术上4月份推出的X2-6070是业内首款128层QLC规格的3D NAND,拥有业内已知型号产品中最高单位面积存储密度、最高I/O传输速度和最高单颗NAND闪存芯片容量的存储器件。技术上与海力士、三星、铠侠等差距也就1-2代,如果公司能及时推出196层甚至256层3D NAND,技术上的差距已经相当小了。另外武汉新芯(XMC)除了Nor Flash等存储器件,自有晶圆厂也可以为客户提供55nm制程的低功耗逻辑和射频等工艺。

在DRAM领域合肥长鑫实现了重大突破,公司现有产品主要有DDR4内存芯片、LPDDR4X和DDR4模组,而且在中低端消费电子领域实现商业化。不过目前三星、海力士等已经将技术延伸到DDR5,在技术上还有一代的差距。

在半导体设备领域领域,武汉精测电子和合肥芯碁微是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精测电子是从事TFT-LCD/OLED等平面显示信号测试技术研发、开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在平面显示信号测试领域位于国内领先水平。不过公司目前将业务向半导体检测延伸,未来公司有望形成平面显示+集成电路检测双主业格局。

合肥芯碁微主要从事以微纳直写光刻技术为核心的直接成像设备及直写光刻设备研发、制造及销售,但目前公司的直写光刻机主要用于PCB,在平面显示领域有一定布局。由于技术自身局限,合肥芯碁微的直接成像技术还不能很好的应用于硅基半导体器件深亚微米节点的制造。

综上所述,从目前集成电路产业布局来看,除了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的存储器件,武汉和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总体逊于江苏和上海,但以光迅 科技 为代表的光模块企业、以精测电子、合肥芯碁微为代表的设备制造企业在个别领域具有一定规模。

除了合肥长鑫,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亮点不多,但如果从产业链布局来看,合肥的产业基础要略好于武汉。

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分为设计、制造和封测,目前武汉和合肥在设计领域存在明显短板。武汉昊昱微电子是从事功率半导体及模拟半导体设计的企业,公司基于CMOS、BiCMOS、BCDMOS等工艺开发了HYM533低功耗8位四路DAC、音频功放IC等器件;合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设计企业有合肥芯谷微电子、合肥恒烁半导体等设计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由"最牛风投机构"合肥市政府投资,部分设计企业颇具特色,但相比圣邦股份、兆易创新等企业,差距太明显。

在封测领域合肥的基础要好得多,而武汉则一片空白。封测领域合肥目前拥有合肥合晶和合肥速芯两家封测企业,其中成立于2000年的合肥合晶覆盖TO、SOT和DIP封装技术;成立于2018年12月的合肥速芯是集成电路行业咨询公司摩尔精英旗下封测企业,拥有QFN、BGA、SiP等封装技术:

当然合肥速芯的竞争力还来自于摩尔精英在集成电路行业中的资源整合能力,这一点可能是合肥合晶所不拥有的。

在制造领域武汉和合肥均有晶圆厂,其中合肥长鑫和长江存储各有一座300mm晶圆厂,主要是这两家企业均采用了IDM模式,这也是三星和海力士等存储器龙头的典型模式。除此以外PowerChip和XMC(武汉新芯)分别在合肥和武汉拥有一座300mm晶圆厂,产能较小,而且主要以成熟节点为主。

合肥集成电路产业的优势是打通了设计、制造和封测,武汉虽然有武汉新芯这样的晶圆代工厂,但封测还有短板。

当然在光模块等领域武汉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有人曾将中国半导体投资者归纳为无知者无畏型、无耻者无畏型和既无知又无耻型三类,其中无知者无畏型主要是地方政府,出于各种目的往往会出现"义和团"式的"造芯运动",典型代表就是武汉弘芯这个烂尾项目。无耻者无畏型主要是产业内企业"杠杆"式的"堵芯",怀着撞大运的心理借着主业的成功赌博式发展集成电路这个副业。既无知又无耻型就是那些暴躁狂热的资本,他们对产业规律视而不见,搞跨界投机式的"骗芯"。

一级市场如此,二级市场同样炒作投机之风盛行,最典型的就是中芯国际上市前后的炒作以及半导体板块的暴涨暴跌,让一众投资者吃了闷瘪。

集成电路行业是一个大投资、重积累、长周期、慢回报和高风险的行业,科创板和注册制的推出只是解决了一个资本顺利退出的通道,但产业本身特征是无法在资本加持下能改变的,如果只是抱着投机甚至赌或骗的心态闷头扎入集成电路行业,可能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65nm制程的SoC芯片设计及流片成本2850万美元,16nm的设计及流片费用高达1.06亿美元,足可以让很多中小型设计企业倒闭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