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导演都是自己亲自画分镜头脚本的吗
导演一般都是自己亲自画分镜头脚本的，画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在脑中生成画面，有了画面组合后，有画功的导演就直接画出来了，没有画功的导演会写文字分镜头。之后会找到专业的故事版画师升级或者完善故事版。
导演，是创作影视作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借助演员表达自己思想的艺术家，是把影视文学剧本搬上荧屏的总负责人。作为影视创作中各种艺术元素的综合者，导演的任务是：组织和团结剧组内所有的创作人员、技术人员和演出人员，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使众人的创造性劳动融为一体。
一部影视作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素质与修养；一部影视作品的风格，往往体现着导演的艺术风格和看待事物的价值观。
导演发展背景：
在导演诞生之前，组织演出的工作由剧作家、富有经验的主要演员或剧院经理来担任。随着戏剧自身的发展，戏剧导演的定义也在与时俱进。20世纪，导演的作用在戏剧演出中越来越重要。一般戏剧史公认的第一位导演是德国的梅宁根公爵。
在中国，电影未出现之前，相对历史的戏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导演身份的出现和确立是很重要的——这至少说明，只有在戏剧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要素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发展后，才需要导演来统一各戏剧元素，来组织演出。
19世纪末，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创造了电影艺术，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约翰·贝尔德创造了电视技术，影视的出现使导演的再创作以影视文学剧本为基础，运用蒙太奇思维进行艺术构思，编写分镜头剧本和“导演阐述”。
包括对文学剧本的构思，对导演影视作品主题意念的把握，人物的描写，场面的调度，以及时空结构、声画造型和艺术样式的确定等。
然后物色和提案提议选择演员，并根据具体构思，对摄影、演员、美术设计、录音、作曲等创作部门提出要求，组织主要创作人员研究有关资料，分析剧本，集中和统一创作意图，确定影视作品总的创作计划。
导演还要按照制片部门安排的摄制计划，领导现场拍摄和各项后期工作，直到影视作品全部摄制完成为止。艺术上没有服从领导和听命指挥，导演也不是电影的“教头”，导演的职能就是作为组织电影的安排者之一和电影的总指导者。
‘贰’ 皮克斯梦工厂的资料
梦工厂与皮克斯的缠斗史
如果说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开启了属于3D动画电影的新时代，那么梦工厂动画的《史瑞克》则开启了整个动画电影的新时代。多年来，两家动画公司一个走伊甸园路线，一个走邪典路线。皮克斯如履薄冰，梦工厂步步紧逼。两家公司旗下影片选题频繁“撞衫”，让人感觉既精彩，又蹊跷。这看似阴差阳错，实则与两家公司鲜为人知的恩怨情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十年后，两家片厂扛鼎之作的续集终于遭遇了……
谈及两家公司的恩怨，还要从头说起。说到皮克斯与梦工厂动画公司的恩怨，必须提到的一个公司就是迪士尼公司。迪士尼公司是开启这只魔盒的始作俑者。
1980年代，迪士尼的经典动画历经几十年已经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带给观众。当时电脑技术刚刚盛行，迪士尼高层看到了未来的前景。1982年，迪士尼推出了基于电脑技术的《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不幸的是，当时的技术还处于摸索阶段。片子的技术意义远大于可看性。尽管这部雄心勃勃的技术大片票房惨败，却激发了许多技术狂人对未来的展望。其中包括一个叫约翰·拉塞特的年轻画师。
1983年，拉塞特被迪士尼解雇了。这对卢卡斯电影公司来说实在是个重大利好的消息。卢卡斯电影公司正缺乏可以把动画和电脑技术相结合的动画师。来到卢卡斯电影公司后，拉塞特在电脑动画部门如鱼得水。他很快开始了对电脑动画实验动画短片的摸索和制作。拉塞特所在的卢卡斯电影公司动画部门诞生于1970年代。在软硬件的研发中，这个电脑动画部门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既是它的长处，也是其日后发展的绊脚石。并不十分明确的定位让这家公司历尽周折。
卢卡斯并不指望这个电脑动画部门能够盈利。他只把这个部门看作他下部电影的高科技实验室。很快，对卢卡斯来说，这个部门成了性价比不高的烧钱鸡肋。
1986年，史蒂夫·乔布斯以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皮克斯。乔布斯仍旧在软硬件开发应用上下足功夫。但皮克斯多年未能盈利。皮克斯曾制作出高端的计算机图像和动画软件，并凭动画短片《小锡兵》获得了1988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随后，皮克斯制作的一连串动画短片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传统动画师对电脑技术充满敬畏或敌意。拉塞特则不同，他将电脑技术与动画完美结合在了一起。很快，迪士尼向约翰·拉塞特抛出了优厚的橄榄枝。彼时的拉塞特已经结婚并有一个继子。他面临很大的财务危机。但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迪士尼。他不想搬去洛杉矶，也不想与独断专横的迪士尼电影公司领导者杰弗里·卡岑伯格共事。但有些事注定是躲不掉的。
卡岑伯格(中)和斯皮尔伯格合影
动画电影成长的原罪
迪士尼开始对电脑动画感兴趣时，皮克斯已经成了电脑动画的领跑者。1990年，迪士尼方面希望与这家公司来次合作。双方的合作经过相当坎坷。
当时皮克斯的日子很不好过。皮克斯的技术也为其在广告制作领域打开了市场。但直到史蒂夫·乔布斯买下皮克斯五年后，公司仍旧连年亏损。仅1990年一年，皮克斯的经营业亏损额就超过了830万美元。有人评价说，皮克斯的部分问题在于，它的软件技术已经超越了目前可使用的硬件能力。筋疲力尽的乔布斯失去了耐心。乔布斯不甘心就此失败。1991年，他低价收回了员工手中的股权，裁掉了72名员工中的30名。
卡岑伯格的微观管理“暴君”声誉逼跑了不少迪士尼旗下年轻动画师。这些走出迪士尼的动画师们来到皮克斯后，发现还要跟迪士尼合作，主观非常排斥。卡岑伯格则一方面担心把整部影片完全交给皮克斯发挥的后果，另一方面担心迪士尼与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皮克斯合作是否违反了工会契约。
尽管卡岑伯格在影片制作上要求苛刻，在经营上却是个务实的人。他打破了一些条条框框，以促成与皮克斯的这次合作。卡岑伯格决定，不用浪费人力物力让皮克斯从制作电视节目中摸索经验了。他同意由皮克斯提供剧本并全程制作。
谈判到此为止看似顺利，万事已经具备，但一切只是开始而已。迪士尼与皮克斯不光在收益分成上分歧较大，而且还要求皮克斯共享内部三维软件“Menv”的技术。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为给迪士尼施加压力，皮克斯公司跟环球、派拉蒙和哥伦比亚等主流片厂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在乔布斯的坚持下，卡岑伯格再次作出了让步。
1991年3月，拉塞特给了卡岑伯格一个名叫《玩具总动员》(Toy Story)的电影脚本。拉塞特给出的电影脚本比较简单。故事讲的是玩具泰尼被主人遗忘在了加油站。在那里他遇到了布袋玩偶达米。最终他们成了幼儿园里孩子们的玩具。卡岑伯格觉得故事存在一些问题。两个主要角色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寻求同样的东西。他让拉塞特加大角色反差。经过修改，第二稿的故事除基调略显阴暗外，主线已经跟最终的版本相当接近了。
尽管故事大纲已经敲定了下来，主要玩具角色仍然只是个名字，没有确切形象。起初，泰尼是大兵G.I。乔的形象。随后，他又成了太空人玩具马特·梅森的样子并被更名为登普斯。考虑到戏剧冲突和角色反差，拉塞特将布袋玩具设计成了牛仔形象并命名为伍迪。伍迪这个名字取自美国黑人演员伍迪·施罗德。施罗德出演过约翰·福特和塞吉奥·莱昂内的西部片。
1992年6月，拉塞特制作了一个30秒的测试片段。片段中，伍迪为报复登普斯夺走了主人的爱，将他推了下去。这个片段尽管阴暗，却展现了传统手绘动画无法呈现的技术。昏暗房间里有百叶窗投下的阴影，主角伍迪穿了件格子衬衫。迪士尼高层看后非常欣赏这个片段。他们唯一的意见是觉得布袋玩偶多在恐怖片中出现，希望皮克斯把这个角色的形象改变一下。皮克斯方面则坚持不完全按迪士尼的传统动画风格来拍。他们不打算让片中角色突然唱起歌来。
《玩具总动员》选择银幕配角的过程也极为艰苦。孩之宝等大牌玩具公司拒绝授权旗下玩具形象。薯仔先生的造型是代表律师进行了无数次谈判才拿到的。美泰玩具公司也拒绝授权芭比娃娃形象使用权。相反，大牌电影明星倒是对这部影片充满兴趣。刚演完《费城》的汤姆·汉克斯瘦骨嶙峋地出现在了录音棚。大家都喜欢汉克斯的表演风格。他即便歇斯底里，也没人觉得他对社会基本无害。有了汉克斯，这部影片基本成功了一半。
1993年11月19日，迪士尼主管看过故事影带后意见出现分歧。施耐德觉得剧本存在很大问题，暂停了整个团队的工作。几个月后，皮克斯重新修改了故事细节，让伍迪变得更富同情心。他不再是将巴斯光年推下去的坏人。巴斯光年是因伍迪失控的小计谋撞上跳跳灯阴差阳错掉下去的。1994年2月，卡岑伯格认可了这个故事，同意皮克斯于4月重新开始制作。
《玩具总动员》的团队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充，从原先的24人扩大到了110人。迪士尼的预算只有1,750万美元，并不足以吸引人才加盟。让团队新成员感兴趣的是，他们将亲身参与缔造史上第一部电脑动画电影的全过程。
尽管皮克斯选择玩具作为影片主要角色主要是出于技术可行性的考虑，但片中还是有着为数甚众的技术难题需要克服。伍迪和巴斯光年身上都有着700个以上的活动部位。此外，整部影片的镜头足有1,561个之多，超越了皮克斯以往制作的任何一个电脑动画作品。但这些技术难度跟影片筹划过程的困难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影片制作过程中，编导和动画师们还在历次“头脑风暴”中为影片增加了许多有趣的细节和内容。当时未被采用的点子还包括一只玩具熊和戴着墨镜的塑料比萨条。
迪士尼强大的宣传和发行优势发挥了威力。《玩具总动员》在全美2,400多家影院上映。一切可以进行广告合作的产品上都有着影片中的人物角色。迪士尼赶制的影片周边玩具也被洗劫一空。《玩具总动员》成了首部周末三天进账2,000万美元的电影。
乔布斯始终坚持皮克斯与迪士尼的关系是平等合作，因而迪士尼也在不停制作自己的3D电影，希望可以不再过分依赖日益强大的皮克斯。然而，迪士尼距离起跑线实在太近了。更令迪士尼头疼的是，很快会出现一个足以与皮克斯相抗衡的强劲对手。
拉塞特和卡岑伯格的恩恩怨怨也推动着动画电影的飞速发展
领头人的个人恩怨
1984年，迈克尔·埃斯纳成为迪士尼执行官后，卡岑伯格便继续追随埃斯纳，成了迪士尼电影部门的主管。十年间，卡岑伯格获得了“暴君”的绰号。同时，在他的领导下，迪士尼制作了《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阿拉丁》和《狮子王》等经典影片。他工作勤奋，业绩显赫，等待着埃斯纳兑现给他提升的承诺。
1994年，埃斯纳的左膀右臂弗兰克·威尔斯在一次直升机意外坠毁中遇难。卡岑伯格自告奋勇希望填补威尔斯留下的空缺。然而，他得到的是埃斯纳的敷衍。当他把埃斯纳逼到角落的时候，困兽空中发出了一声闷响：滚！
卡岑伯格经过几天冷静思考。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不单为了前途，他要复仇。他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打给了刚把自己名下唱片公司以7亿美元价格卖给华纳公司的大卫·格芬。第二个电话打给了事业如日中天的斯皮尔伯格。第三个电话打给了当时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七的保罗·艾伦。
三个娱乐工业的领军人物和一个承诺“你们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的大亨创建了梦工厂公司。这家公司启动资金高达26亿美元，诞生之时含了一把硕大的金钥匙。
卡岑伯格比从前工作得更加勤奋。他要拿一家独立片厂的业绩羞辱老朽的迪士尼。他要让埃斯纳为错误的决定付出惨重代价。卡岑伯格后来起诉了迪士尼公司。他拿到了欠款和庭外和解费，共计2.8亿美元。
梦工厂的定位不同于任何一家主流片厂，也不同于任何一家独立片厂。梦工厂旗下影片的制作成本高于其他片厂两倍。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发行渠道，梦工厂获得的收益往往与成本不成正比。
卡岑伯格并不惧怕风险。他要凭实力说话，从影片质量上磕掉迪士尼。1996年3月，卡岑伯格看中了太平洋数码影像公司(PDI)。PDI其实跟皮克斯是同时代诞生的公司。PDI与皮克斯的关系也十分友好。两家公司同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业务过多时甚至还会彼此分享客户。而皮克斯为制作《玩具总动员》期间从PDI挖墙角时，PDI的创始人也保持了风度。
梦工厂并购PDI后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关于蚂蚁的电影。这个选题跟皮克斯公司酝酿多时的《虫虫危机》不幸撞衫。拉塞特和皮克斯公司的其他人是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的。拉塞特随后给卡岑伯格打了电话提出抗议。“他开始讲述迪士尼把他赶出去时所用的阴谋。他说他必须做些什么。”拉塞特意识到，皮克斯公司将不幸成为复仇之火的受害者。皮克斯这颗小树本身的问题在于，自己离那片林子太近了。
卡岑伯格给《小蚁雄兵》的制作团队充裕的资金，条件就是尽快完成这部电影。他不断施展攻心战术，宣布要将影片上映日期从1999年3月提前至1998年。对皮克斯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虫虫危机》里的昆虫角色运算量和角色数量远高于《玩具总动员》。皮克斯的团队们在影片质量和制作周期上顶着诸多压力。面对穷凶极恶的卡岑伯格，有人评价说，“这似乎是场不顾一切的战争。”
《小蚁雄兵》虽然先期上映，票房上还是输给了《虫虫危机》。《虫虫危机》的全美票房是1.63亿美元，几乎是《小蚁雄兵》的一倍。前者的全球票房也是后者的两倍多。这场较量改变了很多：拉塞特不再视卡岑伯格为良师益友，皮克斯感受到了对手带来的空前压力，皮克斯在影片制作阶段不再透露任何内容……
同题材的《海底总动员》和《鲨鱼传说》，是皮克斯和梦工厂激烈竞争最明显的表现
题材针锋相对
在对卡岑伯格咬牙切齿之余，皮克斯也尝到了跟迈克尔·埃斯纳打交道的恶果。《玩具总动员》上映后第二个月，迈克尔·埃斯纳便利用乔布斯的野心和拉塞特的童真空手套白狼了一部合同外的电影——《玩具总动员2》。
尽管当时皮克斯的大部分人员都被抽调过去支援《虫虫危机》，以跟《小蚁雄兵》对抗，但还是有少数精锐力量率领不少雇佣军留了下来继续制作《玩具总动员2》。这集故事虽然紧凑，影片长度却略显不足。以至于拉塞特不得不为空下的12分钟添些什么绞尽脑汁。尽管这是部制作缩水的续集电影，商业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该片成为当年年度总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全美票房高达2.45亿美元，全球票房为4.86亿美元。这个成绩比皮克斯前两部电影的票房成绩高出许多。《玩具总动员2》在当时是历史上总票房仅次于《狮子王》的动画片。
制作《虫虫危机》和《玩具总动员2》时，皮克斯便已经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怪兽公司》计划。通过这部影片，皮克斯可以进一步提升毛发的制作水准，彰显技术实力。可对皮克斯而言，这部影片的制作经历如同噩梦。由于当时皮克斯缺乏保密措施，怪兽选题同样外泄给了卡岑伯格。由于《怪兽公司》从创意到成型足足用了五年时间，梦工厂动画有充裕时间作出反应。2001年5月，梦工厂动画那部以怪物主角的《史瑞克》上映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2001年10月，皮克斯同编年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怪兽公司>设定集》。创作了许多儿童歌曲的罗莉·马德里发现，影片故事和自己创作的音乐剧有很多相似之处。她认为皮克斯公司抄袭了自己的作品，并将皮克斯告上了法庭。此时距离影片上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假如此时法庭《怪兽公司》发布预先禁止令，迪士尼之前的宣传费用和影片因错过档期带来的一系列损失将无法估量。影片在全美3200家影院上映的前一天，法官决定不颁发禁止令。这个官司一直拖到次年6月才终结。法官最后判决，同样的噩梦不算侵权。
《怪兽公司》上映时，梦工厂发行了《史瑞克》的DVD以分散公众注意力。就在那个周末，《史瑞克》的DVD零售收入超过了《怪物公司》的票房收入。尽管后来《怪物公司》同样获得了一致好评，并超越了《玩具总动员2》的总票房成绩，却在奥斯卡颁奖晚会上输给了《史瑞克》。
2002年10月1日，《怪物公司》上映后不到一年又发生了一起版权纠纷。62岁的艺术家和插图画家斯坦利·米勒状告这部电影抄袭了的手稿。这场官司直到2006年才算了结。皮克斯和其他被告于米勒达成了一个不公开的协议。
内忧外患让皮克斯公司的高层感到透不过气。随后的日子里，皮克斯加强了保密工作。尽管如此，卡岑伯格仍会尽力打探皮克斯的项目内容，并在最短的时间制作出相同题材与皮克斯打擂台。皮克斯做《海底总动员》，梦工厂做《鲨鱼传说》；皮克斯做《料理鼠王》，梦工厂做《鼠国流浪记》；皮克斯做《机器人总动员》，梦工厂做《怪物大战外星人》……
尽管当年梦工厂的《埃及王子》获得了一致好评，却因成本和发行问题血本无归。此后迪士尼的《变身国王》《亚特兰蒂斯》和《星银岛》等片表现令人失望。传统动画在电脑3D动画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卡岑伯格也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同皮克斯的死磕。
2010年，一部《驯龙记》炸开初夏市场后，梦工厂又推出了《史瑞克4》同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3》进行对磕。两个老对手的看家之作终于正面交锋了。这场战役谁胜谁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还将死磕下去，一如既往。
附录：皮克斯和梦工厂的动画电影争霸战
皮克斯 梦工厂
1995 《玩具总动员》
1996
1997
1998 《虫虫危机》 《小蚁雄兵》、《埃及王子》
1999 《玩具总动员2》
2000
2001 《怪物公司》(11月) 《史瑞克》(5月)
2002 (《小马王》)
2003 《海底总动员》 (《辛巴达》)
2004 《超人特攻队》 《史瑞克2》、《鲨鱼传说》
2005 《马达加斯加》
2006 《汽车总动员》 《篱笆墙外》、《鼠国流浪记》
2007 《美食总动员》 《史瑞克3》、《蜜蜂电影》
2008 《机器人总动员》 《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2》
2009 《飞屋环游记》 《怪物大战外星人》
2010 《玩具总动员3》 《驯龙记》、《史瑞克4》、《超级大坏蛋》
2011 《功夫熊猫2》、《靴猫》
‘叁’ 道格拉斯·戈登的个人作品
戈登引用经典电影，小说等人们熟悉的事物进行加工再创作，这是其创作方式之一，其中以1993年创作的影像装置作品《24小时惊魂记》最为人所知，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作品以希区柯克（Alfred Hithcock）的经典惊悚电影《惊魂记》为素材模板，在没有对原作品内容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将其变成无声，并将原本2小时的作品放慢延长至24个小时之久，在一个大型的暗空间的中央的银幕上放映，这就是戈登创作的影像作品《24小时惊魂记》，放慢了的镜头，就好像每一张照片缓慢地重现在人们眼前，而这些画面好像又似曾相识，每一幕，每个画面瞬间的时间被延长了，每个画面似乎被定格了，每个细节都显露无疑了，而原本那些令人心惊的恐怖镜头也在这样缓慢的进程中变得不再恐怖了，浴室里的那一幕已没了那么深刻的惊吓效果了。被放缓了的镜头，加上那些有点模糊而又缓慢的影像让每一秒时间都充满了新的意义。
《惊魂记》这是希区柯克执导一部关于谋杀与精神病患的经典惊悚影片，故事讲述的是一名盗取公款的女郎在逃亡期间投宿于一家汽车旅馆，却在浴室中被精神分裂的狂人杀死，她的妹妹和男友加入警方的调查，在逐步侦查下终于揭露狂人的真相，旅社经营者诺门贝斯(Norman Bates)与他的母亲住在这黑暗陈旧的房子里，一起经营着旅馆，而他却是一个患有经神病的年青人，更将家中的浴室变成一个最令人害怕的杀人现场，一旦旅客住进他们的旅馆，几乎没有人能够毫发无伤的退房，影片充满了浓重的紧张、悬疑的气息，给观众强烈的震撼，也是观众熟悉的影片。而《24小时惊魂记》让观者由眼前的影像忆及曾经经历过的记忆，是探索想象与记忆共同编织而成的一次视觉经历。
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人们要花好长一段时间来观看影片或是观看着一部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动作的影片，在欣赏过程中，时间慢慢地流逝了，人们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感受着时间的流动。镜子上一直在重复着那句“我已经改变了，你也已经改变了”，在现实生活中那或许被用来当作一个借口或是一个安慰，然而那更像是一句箴言。每个人都听说过它甚至每个人都用过它，然而当你在镜像中看到它的时候或许仍然无法更深刻的理解“我”与“你”的区别。这件作品也体现了戈登创作作品的主题：认识与重复，时间与记忆，黑暗与光明等，戈登试图通过这种影像呈现的方式来体现影像与永不停歇的时间之间的关系。
戈登在创作这件作品后称：“《24小时惊魂记》，在我看来，不是对一件简单的对原作品的复制，它不是直接的盗用。原作品是一部巨作，我也喜欢经常翻翻看看……我想保持希区柯克作品的原意，不想改变，这样当观者观看我的作品时，想到的更多的是希区柯克而不是我，即使一点也想不起我，也没关系……”
1999年戈登在高古轩举办的个展“Through a looking glass”，包括两件大型的录像装置，引用了好莱坞经典电影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幕——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出租车司机》电影中最经典的一幕，戈登将观者置在了Travis Bickle的两大影像中间，一个是真实的崔维斯·拜寇（Travis Bickle），另一个影像则是“真实的反映”。这两件影像作品最初出现在镜面中相互映衬着，配以狂躁的一段独白，给人视觉与听觉上的极大冲击。在作品中，崔维斯的手枪从两侧对准自己和我们，从客厅或剧院里的安全位置看作品，我们对崔维斯的狂怒与暴力感觉更敏感了，并与之产生了共鸣，戈登将我们引入了玻璃中的两张崔维斯的脸，两张镜像更发出了“你”与“我”的字样的声音，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就像子弹在我们头顶周围飞过，而我们却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先保护哪一个。
《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是1976年由马丁·斯科西斯执导的好莱坞经典电影，是第一部描写越战对参战军人所造成影响的电影，以其优秀的演出和直析的写实主义风格而受到赞扬，主角崔维斯极有可能受战后失调症所苦(后记载于1980年美国心理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DSM-III))。他那斯巴达式的生活形态以及选择低收入又没有出路的工作的模式，正是许多受苦于此症状的退伍军人的写照。心理或身体上有残疾的退伍军人被政府或社会遗忘, 并且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此外影片也描写了严重的孤独与疏离感造成的影响, 这是“类分裂性人格疾患”的征兆, 伴随着因社会的不公义而迁怒到他人的倾向, 最终采取了杀人行动。影片的宣传词：每个城市，每条街道，都有个无名小卒梦想着成为大人物。 一个孤单被遗忘的男人，绝望的想证明自己还在活着。
在作品《10米/秒》[10 ms-1，1994]中，戈登借用了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医学胶片元素。一面硕大的斜屏上无声地循环地投影着一个男人，屏幕的倾斜，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们感官上的平衡，让我们能更接近画面中的人物，对他的境遇感同身受，与之产生共鸣。第一眼看去，男子似乎在进行体操训练，而随着情节的发展，他的身体不断地痉挛抽搐着，每当他试图努力爬起的时候，他那苍白无力的肢体似乎在阻挠着他站起来，他只穿着内衣，更增添了他的脆弱性。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失败不禁激起我们的怜悯和同情，也开始意识到这个男人也许是一个外伤严重，正处于苦难中的人，他的痛苦同样折磨着观者，这种不适促使观者开始思考所看到的一切，沉浸在无休止的站立和失败的循环中，我们的思想在他身上游离着：他看起来是那么健康，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错。
这件作品可以说是《24小时惊魂记》（24 Hour Psycho）（1993年）的延续，后者也进行了慢动作处理，通过放慢或者循环原版电影胶片来增加悬念，作品的源脚本无法找到，更是给作品增添了不少悬念，而所能找到的脚本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为我们的解读增添了一层新的感伤和历史厚重感。通过作品，戈登想要论证的是，我们对环境的感知来源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方式。对内容的变化，改变了电影的含义。作品名称来源于一个物体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坠落的速度，比如身体正常落下的速度。强调了时间的流动，动作的缓慢及循环的过程。在戈登的作品前，人们的目光很难从痛苦、迟缓的框中人身上挪开。正如戈登在一次访谈中所评论的：“恐惧、排斥和魅力同是这一学科（神经心理学）和电影世界的关键要素。” 用电影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及心理状态。
戈登的另一件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电影再创作作品《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Between Darkness and Light, 1997）更是对电影再创作的一个经典，将亨利·金（Henry King）的《圣女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 1943）和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的《驱魔人》（The Exorcist, 1973）同时播放在银幕两侧的，这就成了戈登的作品《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两部电影都是描述被灵魂附身、有关信仰与疑惑的电影。
戈登并未改变两片播放的速度或配音，而是让影片从头到尾播放完后再重复他们；彩色的《驱魔人》和黑白的《圣女之歌》，虽然分别代表邪恶与善良的主题，但被艺术家放置在一起却并不显得唐突，且还呈现出相互补偿的图像结构，代表善与恶两种极端主题的电影放在一起处理，便显现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它们各自独享的特殊音轨混杂了美好与邪恶之间强有力的竞争，结合在一起的影片并没有给人混乱的感觉，反倒有一诡异的美感和原始故事所没有的冲突，尤其是当《驱魔人》的恶魔与《圣女之歌》的修女出现在同一画面的刹那，银幕的两面彷佛成了善与恶，圣洁与恶魔的交战，体现了属于戈登作品中的欲望与恐惧、生命与死亡、善良与邪恶、真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打乱了人们传统的观赏经验，瓦解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官认知，让人反思如何从自身经验来体验周遭事物的意义。戈登的影像装置揭露了个人的扭曲的记忆与现实的差距。戈登的很多作品都是无声的，而《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却带有音轨，这对戈登来说，是一次有趣又诚实的实验，谁也不知道一旦声音被扩散开来将发生什么。
2002年戈登创作的两个作品《雾》（Fog）和《黑星》（Black Star）都涉及到了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1824年的小说《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回忆录与自白书》（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小说以加尔文主义下的苏格兰社会为背景，及早期的“双重意识/二元性”的心理学理论的萌发，小说主人公Robert Wringhim是一个正直的人，但受其阴险的同伴Gil-Martin的蛊惑，Robert Wringhim犯下了一系列的残暴的罪行，甚至杀死了自己的哥哥，但Gil-Martin一直没出现过，随着小说剧情的发展，Wringhim的思想的挣扎及其心里的复杂性逐渐地显露出来了，读者也开始怀疑Gil-Martin是否真的存在亦或是他就是Robert Wringhim自己人性阴暗一面的写照呢……
“Fog”，基于小说的创作，一部关于邪恶故事的小说，而据艺术家自己称，出演的这个人是其孩子的教父，这两者间的鲜明对比，更使作品周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影棚则布置成电影《致命诱惑》中格兰?克罗斯与米歇尔?道格拉斯对打的那一段经典的场景，充满了烟雾，但当烟雾慢慢散去的时候，观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一个看着自己影子的男人，而同样的画面也呈现在银幕的另一边。他有两个影子，亦或可以说他与另一个他合用着同一个影子，这符合了西方的吸血鬼传说，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对于小说情节的人来说，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对于不知书中内容的人来说，这种恐惧感也依然深刻。摄像机绕着一位静默的周身围绕着雾的人物拍摄，雾气渐渐散去。这些画面被放映在一个透明屏的两边，但是不同步，这样，一个就成了另一个的重叠，这样主人物与放映中的另一个他相互交叉，变成了一个，变得独特，也变得永无停歇了。
在“Black Star”中，人们身处于一个简易的空间——也就是“星”，戈登利用人们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在圣经及神话中，人们只有站在五芒星的最中间，才能将魔鬼撒旦召唤出来。戈登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圈套或是玩笑，其目的就是想看看人们在意识到艺术家的用心之前会不会站到“星”中间的那个位置上，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这毕竟关乎着生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Hogg小说中，你无从得知那是否是一个骗局，也无法知道那究竟真的是魔鬼显灵还是Robert Wringhim的幻想。装置作品是一个完全漆黑的空间，戈登的声音充斥着这个除了自己之外一无所有漆黑的空间，而这个声音对于进入空间的观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戈登称创作这个作品的最初想法是想通过作品来反映在小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这个小说采用的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叙述方式，但当你真正进入其中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简单直白的东西全部凭空不见了。
1996年，戈登同样是基于Hogg小说的作品《一个清白罪人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赢得了当年的特纳奖。
受安迪·沃霍尔创作方式的影响，戈登做过一个安迪·沃霍尔的《帝国大厦》的摹本，称之为《私刻版帝国大厦》，如同是一个业余电影爱好者翻拍的着名导演的经典大作——那是一件很不稳定的作品。戈登用摄像机对着它拍了第一个小时，然后再拍下了最后一个小时——一件持续两个小时的作品，体现了时间与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一个事物在生理上深刻影响你的时候，在你的心理上它也已经留下了自己深刻的痕迹。
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及创作方式对戈登影响深远，戈登欣赏沃霍尔的作品《我的皮条客》时，不禁赞道：“很工业化，太酷了”。受沃霍尔对公众名人丝网印画的创作方式的影响，戈登创作了《自我肖像》（Self-Portraits）系列作品，这个系列的作品中极大地体现了戈登对“镜像”的浓厚的兴趣，在一个对戈登的采访中，戈登称对于“镜像”运用的兴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恐惧以及众多可能从青少年的窥淫癖演变到中年人的施虐癖或者其他想看而又不希望深陷其中的那种很盲目的情绪混杂而来的。在“Self-Portraits of You + Me”系列中，戈登对众多名人的海报或照片进行再创作，人物形象被损毁，有些人物的眼睛像是被人从脸上挖掉了，亦或是人物的脸像被焚毁过，而在每幅再创作的照片的后面则是一个镜面，人们看着画时，镜面中显示出的却是自己，将自己与画中的公众人物放在一起，自己是完整的，而偶像却是残缺的，让人们相信自己，不要过度崇拜。在这个系列作品中，艺术家探索过度崇拜的观念及广告形象的意外毁损。
“Self-Portraits of You + Me：Bond Girls”，是戈登对过去四十年007电影中的女明星的照片进行再创作。《邦德女孩》每幅图片中，人物形象的眼睛被从脸上挖掉了，人们只能通过过往的记忆印象和剩下的部分来辨认。在每幅再创作的照片的后面是一个镜面，挑战着观者的观赏，越过照片的残余向镜面中看去，戈登在这个艺术体系中暗中颠覆了我们对偶像的认识。
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是一套小说和系列电影的主角名称。小说原作者是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在故事里，他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特务，代号007，被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他的上司是一位神秘人物“M”。他为英国情报局工作。他的经典开场白是：我的名字是邦德，詹姆士?邦德。他既是一个出色的间谍，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常驾驶一辆与众不同的跑（阿斯顿马丁），并配有杀人执照。他有许多的敌人，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统治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所有人。詹姆士?邦德的任务就是要阻止他们的野心。他总是以它独特的方式杀死敌人。在没有比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结局更有戏剧性了！
2007年戈登在高谷轩画廊举办的“Self-Portraits of You + Me：After the factory”，依旧是好莱坞明星图片的再创作，以中世纪电影明星的宣传照为创作模板，照片中人物的眼睛被冷硬的黑、白、或是光滑的镜面所代替。戈登是个集体记忆及出奇观念的魔幻师，挥动着他那用流行文化的日常事物所做的魔杖，包括好莱坞电影，科幻电影，摇滚巨星的照片，亦或是诗歌中意味深奥不明的诗词。在他的多样的影像作品中，戈登技巧性地注入了他艺术方面的才智和恐惧，操纵控制着观者对熟悉的事物变化了的反应。
用镜子将观众纳入作品当中，时而自己直接在作品中登场，让观者在他的作品调查过程中扮演着侦察者与见证者的身份，为观赏者带来一份新鲜的感动，从镜子里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或许不像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样罪恶、恐怖。观者可以看到很多完全清白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发生在屏幕之外的现实中变了样的事情。 戈登还以自己的身体为创作的模板，创作了许多与人体相关的片段作品。戈登对那些发生在我们可视范围之外的事物更感兴趣：假设这些事情发生在了我们的手和脚上呢，那会怎样呢?以人体为素材的创作颠覆了盲目崇拜的观点，让观者在欣赏作品的时候不会轻易盲目的去迷信去崇拜。
2001年2月戈登在高古轩画廊举办了个展“Thirteen”，展出的作品是取材于Robert Louis Stevenson1983年的名作“Treasure Island”（金银岛）。
在作品中，手掌上的黑斑是一个凶兆的预示，也成了死亡的一个标志。在《黑斑》系列中，戈登拍摄了13张自己左手的偏光板的照片，左手的中间是一块圆形的黑斑，正是根据小说节选中的那个死亡情节创作的，并把它们放大到三英尺的大型尺寸。那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有关人体的片段，而是对心理学的解读，这些人体的片段是为了让人们审视和自己的身体相隔一定距离之外的那些东西。
《分裂的自我》亦是另一件与身体相关的作品，戈登将自己的一只手臂上的毛刮地干干净净，另一只不做改变，这样两只手臂看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两只手臂之间的较量开始了，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人在争斗、在比赛一样，作品在两部电视机上进行展示，作品名为“分裂的自我”，题目就很好地解释了作品的内容，也为戈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戈登躺着，两只手臂交叉着，看起来像两个人，通过摄像机拍摄出来的画面感觉上不是只有一个人。戈登以前一直在读《化身博士》关于精神分裂之类的小说，戈登称这是一个很能出点成绩的领域。
《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 Mr. Hyde) 出自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着名作家史蒂文生的笔下，讲述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杰克医生喝了一种试验用的药剂，在晚上化身成邪恶的海德先生四处作恶，他终日徘徊在善恶之间，其内心属灵的内疚和犯罪的快感不断冲突，令他饱受折磨。这种貌似荒诞无稽的故事其实蕴含了最深刻的人性命题：人，到底是简简单单黑白分明一成不变的非善即恶，还是既善亦恶，时善时恶？“变身怪医”也是文学领域中众人皆知的艺术形象。
戈登利用身体创作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身体上刺青，经常会有倒写的“always、forever、everyday以及”trust me等字样，戈登称这是其艺术的现实价值所在，艺术家的出身背景决定了刺青在他的家庭里面是被严格禁止的。身体上的这些无可磨灭的标记——刺青是艺术家坚持自己喜爱，不受传统等的约束，体现艺术家叛逆的一面。
《收尸人》[Croque Mort，2000] 则扩展了戈登用自身作为研究依据的兴趣，因为他在这个作品中拍摄了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重叠也是戈登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另一个兴趣，这个包括七张照片在内的系列作品表现的是一个具有强烈效果的自我封闭的视觉装置，作品被放置在一间完全红色的房间里，像母亲子宫的内部。“Croque Mort”，在法文里，是“收尸人”的意思，据传说收尸人会在人们刚刚离世时咬他们的脚，以检验他们是否真的死了，亦称为“咬死人的人”。根据传说，在这个系列作品里，戈登的女儿咬着自己的脚和手指玩，虽然这只是一个新生儿出于天性在对自身的生理存在进行确认，但戈登通过对这种行为的高度特写以及赋予作品这样一个具有邪恶意味的题名，从而提醒我们人的生理机体的死亡必然性。因此这个本来可以让人心生怜爱之情的婴儿系列照片，却让观众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体验。 道格拉斯·戈登在以他的慢速度来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我何时在哪看到过这个镜头？我是否也能这样弯曲自己的手指？这种唤醒人们记忆的思想同样运用在一个大型的写满文字的作品中。在这个题为“名单”的录像作品中，道格拉斯·戈登将自己曾经见过的人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作品1990年第一次展出时包括1440个人名，1996年这个名单增加到2756人，这是一个缓慢地进行着的作品。
《装死；真实时间》与《B级电影》都是涉及生命与死亡的主题。对于作品“Play Dead：Real Time”戈登用一只印度大象作为主要拍摄内容。大象一直以来被经典性地用来象征着记忆，在这里，大象则唤醒了我们对马戏团、动物园的记忆，对自然记录，野性的力量的记忆，正如展名所体现的那样，大象按照指示，在试图站起来之前倒在了一侧，想法的不可能性，及无法完成性，两种动作想要同时完成是不可能，这正是艺术家一直对对立二元性的研究，控制与自由的意志，生与死等主题。对此作品，戈登称他的作品更像是对记忆，曾经听过的故事，看过的电影的研究探索……
《B级电影》，一部关于苍蝇之死的影像作品。在《B级电影》中，我们目睹了一只垂死挣扎苍蝇的一次次抽搐动作，这些画面看起来是那么冷酷无情，令人毛骨悚然，而冷酷的镜头却驱使吸引着人们去观看，在情感上越是想和屏幕上所发生的事件决裂，我们就越是被吸引，吸引着去审视这些脚本给我们带来的异样的感受，并思考影片所蕴含的内涵及影片本身带来的视觉震撼。正如雷蒙德?贝卢尔的简洁评论：“戈登让影片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虽已经死去，但我仍然可以在此存活着。”这些特殊的画面使整个作品都贯穿着一种类似于感情创伤之类的含义，像记忆中那种经常出现的感伤事件，带着令人不安的信息，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观看。与《B级电影》类似的作品《狂乱》（Hysterical）（1994-95年），放映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被弄得浑身痉挛，然后又恢复原样。
以最简单的方式制作的30 seconds》不是呈现在欣赏者眼前的影像装置，人们进入一个黑色的房间，在完全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的情况下，一个挂在天花板的小灯泡突然亮了起来，人们才发现黑色的墙壁上写着几排白色文字，而30秒后灯泡就自动熄灭，观者只有在电灯的亮灭短短的时间之间阅读墙上的文字。文字描述的是20世纪早期的一位法国医生主导的一次实验，他举着一颗刚在断头台砍下的头颅，观察刚与身体分离的头颅对刺激物有什么反应，医生指出，人在听到别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时，他的眼睛张开与合上作为回应所用的时间大约是30秒，而30秒刚好也是一般人阅读墙上的白色字样所需的时间，这些文中相互作品的巧合，死去的人的直觉感知，及自身设定的“最后期限”是戈登主题的最简洁的诠释。时间不仅是外在与内在、生命与死亡、人造和想象的，更与个人的身体和自然世界息息相关。
戈登和另外一位艺术家菲利浦·帕雷诺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法国足球传奇人物齐内丹·齐达内的影片——《齐达内，一幅21世纪的肖像》“Zidane, Un portrait 21eme siecle, 2006”。这部电影在200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影片的长度刚好相当于一场足球比赛的时间，影片集中锁定在齐达内一个人身上——随着比赛的进行，影片对齐达内的情绪和反应进行特写镜头的跟踪。这部影片进一步发展了艺术家对于艺术、电影和影院之间关系的兴趣。作品于奥运会期间在北京都亚特画廊展出，作为奥运会特别策划的一部分。
戈登利用将同一画面倒置的创作方式，给观者一种新的视觉体验；利用重复的图像组合来转换视觉角度，让观者尽可能看到不同的事物。作品《M：徒劳的恐惧》（M: Futile Fear, 2006）是戈登拍摄巴黎国家剧院指挥家詹姆斯·柯隆（James Conlon）指挥的过程，将拍摄内容同时投射在三个排列在一起的银幕上，中间的银幕呈现指挥家正面的动作，集中在指挥家的面部表情与双手的动作，尤其是指尖、汗滴、眼睛、嘴唇的特写，而两侧银幕曾将相同的画面倒置过来、变成左右颠倒的对称结构，也让三个银幕的图像组合成有如“M”的样子。影片中看不到任何一位管弦乐团成员，也无法确认指挥家所在的位置，那些特写镜头占据了整个银幕，使得作品变成半抽象的画面。银幕对面的墙上的一排喇叭，当人们观赏作品的时候，刚好能听到耳朵两侧喇叭传来希区考克的《迷魂记》（Vertigo, 1958）电影配乐；代表悬疑的音乐配合着眼前令人晕眩的画面，使原本抽象的图像像是在传达神秘、感伤的讯息。模糊的画面，感伤的音乐操纵者人们的视觉与听觉的反应；揭露了不同的感官间微小却显着的断裂。同样的创作方式也运用在作品《左边是对的，右边是错的，左边是错的，右边是对的》（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and left is wrong and right is right, 1999）。
对人们熟悉的事物进行加工再创作，让观者在搜集眼前所见时，也加入过往的经验，给观者一种新的体验。重复、延长、重叠、倒置的影像，不仅就像时间的轮回、延续、累积、流向，更宛如一个追寻回忆、认知的过程，将过去的记忆与人们的联想结合在一起，让影像具备了更深的意义。利用自己的身体为研究模板，让人们对自身产生新的认识，破除了盲目崇拜；戈登的作品还探索了诸多关于二元性：生与死，存在与消亡，善与恶、真实与虚假、记忆与忘却等。戈登还探索了与人的精神心理相关方面的问题。
‘肆’ 帮忙查找关于“夏衍”的资料。
夏衍（1900-1995），出生于浙江杭县，是我国“五四”以来最负盛名的电影剧作家、戏剧作家，中国革命文学艺术运动的活动家，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电影，戏剧，散文，评论诸多领域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夏衍1927年进入文艺界。1929年10月，他与郑伯奇，阿英等人组建了上海艺术剧社，夏衍第一次担任导演工作。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1932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他首次将高尔基的《母亲》（剧作）介绍给中国人民，这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剧本。
1933年3月，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狂流》问世，此后他陆续创作了大量电影剧本。同时，他在戏剧界中也创作多部作品在革命戏剧运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作品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且始终遵循着“戏剧为革命服务”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夏衍的主要作品有：《青春之歌》、《春蚕》、《林家铺子》、《祝福》、《革命家庭》（曾获1962年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编剧奖）等。
1995年，夏衍获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伍’ 玛格丽特 杜拉斯 生平简介 着作
杜拉斯 资料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台港澳地区译为玛格丽特·杜拉, 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法国作家。
1914年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她父亲是数学教师，母亲是当地人小学的教师。她有两个哥哥。在印度支那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成了她创作灵感的源泉。1943年她自己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的名字杜拉斯。
杜拉斯的在大学里学过数学、法律和政治学。毕业后从1935年到1941年在法国政府殖民地部当秘书，后来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加入共产党；1955年被共产党开除党籍。
她的成名作是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年）。在她后来的作品中通常描写一些试图逃脱孤独的人物的故事。她早期的作品形式比较古典，后期的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并赋予心理分析新的内涵，给小说写作带来了革新，常被认为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但遭到作者本人的否定。1984年，她的《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杜拉斯的文学作品包括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如《广岛之恋》（1959）《情人》（1992）。同时她本人也拍摄了几部电影，包括《印度之歌》和《孩子们》。
杜拉斯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她不停的创作的正是这部小说。这个故事里充满着酷热、暴风雨、酒精和烦躁不安，对话和失语、闪电般的爱情等等。杜拉斯很难描述，温柔还是暴躁？天才还是自恋狂？（参看劳尔·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玛格丽特·杜拉斯》）首先我们应该相信她自己写的：“我是作家。其它的都尽可忘掉”。她在作品中叙述了“说”的需要、艰难和恐怖。
为了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忘掉纠缠我们的烦恼。可是写作既能掩盖也能曝露。所以杜拉斯在试探，重复，在寻找恰当的词语，“试着”写作，就像“试着”去爱一样，心里明知道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不可能的爱情和对爱情的追求是杜拉斯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她的小说经常围绕着一个爆炸中心，通常由一个瞬间的暴力场面引起叙述。广岛与爱情，死亡和肉欲象征地的糅合在一起。“毁灭，她说”。这种语言又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大海一样的音乐，围绕一个主题无穷的变幻，倾诉和欢庆，控制和失控……
玛格丽特·杜拉斯与1996年3月3日逝世，葬于蒙帕纳斯公墓。
杜拉斯的作品
《厚颜无耻的人》 1943年/小说 布隆出版社，1992年伽利玛出版社再版
《平静的生活》 1944年/小说 伽利玛出版社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1950年/小说 伽利玛
《直布罗陀的水手》 1952年/小说 伽利玛
《塔吉尼亚的小马》 1953年/小说 伽利玛
《树上的岁月》1954年/短篇小说集 伽利玛,收有《蟒蛇》、《多丹夫人》、《工地》
《街心花园》 1955年/小说 伽利玛
《慢板如歌》 1958年/小说 子夜出版社
《塞纳－瓦兹的高架桥》 1959年/戏剧 伽利玛
《夏日夜晚十点半》 1960年/小说 伽利玛
《广岛之恋》 1960年/电影脚本 伽利玛
《如此漫长的缺席》 1961年/电影脚本 与热拉尔·雅尔罗合作，伽利玛
《安德马斯先生的下午》 1962年/短篇小说 伽利玛
《劳儿·维·斯坦茵的迷醉》 1964年/小说 伽利玛
《戏剧——卷一》 1965年/戏剧 伽利玛
《副领事》 1965年/小说 伽利玛
《音乐》 1966年/电影 与保尔·瑟邦合作执导
《英国情人》 1967年/小说 伽利玛
《英国情人》 1968年/戏剧 伽利玛
《戏剧——卷二》 1968， 伽利玛
《毁灭，她说》 1969年 子夜
《毁灭，她说》 电影 伯努瓦·雅戈
《阿邦.萨芭娜和大卫》 1970年 伽利玛
《爱》 1971年/小说 伽利玛
《黄色太阳》 1971年/电影 伽利玛
《娜塔丽·格朗热》 1972年/电影 伽利玛
《印度之歌》 1973年/戏剧，电影 伽利玛
《恒河女子》 1973年/电影 伯努瓦·雅戈发行
《娜塔丽·格朗热》 1973年 伽利玛
《谈话者》 1974年/与克萨维耶尔·高提埃的对谈 子夜
《巴克斯泰尔，蔽拉·巴克斯泰尔》 1976年/电影 伽利玛
《加尔各答的荒漠里她的名字叫威尼斯》 1976年/电影 伯努瓦·雅戈发行
《树上的岁月》 电影 伯努瓦·雅戈发行
《卡车》 1977年/电影
《卡车》1977年/剧本 子夜 收有与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领地》1977年 子夜 与米歇尔·波尔特合作
《伊甸影院》 1977年/戏剧 商神出版社
《黑夜号轮船》 1978年/电影
《塞扎蕾》 1979年/电影
《墨尔本奥蕾里娅·斯坦纳》 1979年/电影
《温哥华奥蕾里娅·斯坦纳》 1979年/电影
《薇拉·巴克斯泰尔或大西洋海滩》 1980年 阿尔巴特罗斯出版社
《坐在走廊上的男人》 1980年/短篇小说 子夜
《80年夏》 1980年 子夜
《绿眼睛黑头发》 1980年 《电影日志》
《阿伽达》 1981年 子夜
《阿伽达或无限阅读》 1981年/电影
《外面的世界——卷一》 1981年 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
《年轻姑娘和小孩》 1981年/录音磁带 扬·安德烈亚根据《80年夏》改编，玛格丽特·杜拉斯朗读
《罗马对话》 1982年/电影
《大西洋人》 1981年/电影
《大西洋人》 1982年/短篇小说 子夜
《萨瓦纳海湾》 第一版1982年，增补版1983年 子夜
《死亡的疾病》 1982年/短篇小说 伽利玛
《戏剧——卷三 1984/戏剧 伽利玛
《情人》 1984年/小说 子夜
《痛苦》 1985年 P．O．L．出版社
《音乐之二》 1985年 伽利玛
《契河夫的海鸥》 1985年 伽利玛
《孩子们》 1985年/电影 与让·马斯科罗和让·马克·图里纳合作制片
《蓝眼睛黑头发》 1986年/小说 子夜
《诺曼底海岸的妓女》 1986年 子夜
《物质生活》 1987年 P．O．L．出版社
《爱米莉·L．》 1987年/小说 子夜
《夏雨》 1990年/小说 P．O．L．出版社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1991年/小说 子夜
《扬·安德烈亚·斯坦纳》 1992年 P．O．L．出版社
《写作》 1993年 伽利玛
《一切结束》 1995年 P．O．L．出版社
《小说，电影，戏剧，1943年一1993年回顾》 1997年 伽利玛
‘陆’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着。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着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着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着。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着。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着。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着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着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柒’ 编剧、导演、制片人有什么区别
1、导演：制作戏剧或影视片的过程中，指导演出工作者的人。
导演更多的时候可能会是和编剧讨论剧本，和演员讲戏，和摄影灯光讨论光影，
有时甚至是去检查道具的制作过程，导演关心所有和影片相关的工作是否能达到自己的要求。
2、监制：提供概念设想和大的建设性意见，会参与剧组重要决策，但不负责具体的剧本创作和导演拍摄。
3、制片人要拉赞助、找编剧写剧本，物色导演，连同摄影 灯光 美术 道具 服装 场务 后期合成 3D特效都是制片的负责范围。
从前期的发现剧本，寻觅适合的拍摄地点，到拍摄中负责财务开支，监督影片的拍摄制作过程，和拍摄后的剪辑，后期宣传直到上映。
(7)电影脚本艺术家扩展阅读：
1、制片人分类：
（1）是指负责整个影片或电视剧策划人，负责摄制生产，以及资金融资人；
（2）是专业技术上负责整个影片或电视剧项目制作人；
（3）是指影片或电视剧投资者本人（一般仅只是署名，非专业制作人。）；
2、导演分类：
（1）影视导演
（2）舞台导演
3、编剧的能力：
（1）影视、戏剧、广告及专题片剧本的前期内容策划：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及方式创意。
（2）编写剧本，即创作出故事、台词，主戏以及过场戏，突出故事中心，塑造人物性格。
（3）把一定内容以剧本或稿本形式表现出来，掌握电视特性及创作规律，善于运用视听造型来表达事情。和导演一起研究剧本，做出修改，使其更加适合电视表现。
‘捌’ 国内的作家和剧本有哪些 国外的作家和剧本有哪些
夏衍
夏衍（1900-1995），中国着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艺术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祖籍河南 开封，1900年10月 30日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今浙江杭州）彭端口镇严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革命文艺家、社会活动家和电影艺术家。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曹禺
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着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着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曹禺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 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着名京剧旦角演员。
吴祖光
吴祖光又名吴召石、吴韶，现代着名剧作家、导演。原籍江苏武进，1917年4月21日出生于生于北京东城小草厂的一所大宅院里，家庭为吴祖光提供了一个文学的环境。其父吴瀛，曾参加创办故宫博物院，精于诗文书画、篆刻和古文物鉴赏，对吴祖光的文学生涯有深刻影响，同年吴祖光毕业于北京孔德学校。在中法 剧作家齐飞
大学文学系学习一年后，应聘任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1934年发表的小说《宫娥怨》，是其处女作。七七事变后，随剧校到湖南、四川担任语文和中国戏剧史的教学。1936年于中法大学文科肄业。1937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同年创作抗日话剧《凤凰城》，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随后几年间，他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和《少年游》等剧作声震剧坛，以上作品均收入《吴祖光戏剧选》。1945年，他主编的《新民晚报》副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1946年，他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和《清明》杂志，还创作《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1947年，他在香港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光陆续创作出反映纺纱女工的电影《红旗歌》和儿童剧《除四害》等作品。1954年后，吴祖光导演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为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艺术大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1963年，他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了评剧《花为媒》，成为了评剧舞台上的成功佳作。此外他还创作了《武则天》、《三打陶三春》、《闯江湖》、《新凤霞传奇》和《三关宴》等大量作品。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年——1933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托马斯·拉尼尔·威廉斯三世（Thomas Lanier Williams III，1911年3月26日-1983年2月25日），以笔名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闻名于世，是一位美国的，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于1948年及1955年分别以他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及Cat on A Hot Tim Roof赢得普利策戏剧奖。除此之外，《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在1945年以及《大蜥蝪之夜》（The Night of the Iguana ）在1961年拿下纽约戏剧评论奖（New York Drama Critics' Circle Award）。1952年他的《玫瑰刺青》（The Rose Tattoo）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殊荣。
莫里哀，1622年1月15日生。本名为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莫里哀10岁丧母，外祖父经常带他去看闹剧、喜剧和悲喜剧。
50年代，莫里哀开始编演一些闹剧及喜剧《冒失鬼》（）。1658年回巴黎主要从事古典主义喜剧创作，一系列作品问世，如《可爱的女才子》（1659）、《斯卡纳莱尔》（1660）、《丈夫学堂》（1661）、《太太学堂》（1662）。1664-1668年，是莫里哀的创作高峰阶段，主要剧作有《伪君子》（1664）、《唐璜》（1665）、《吝啬鬼》（1668）等。1668年以后，莫里哀还写了一些讽刺作品。
莫里哀一生写了30多部喜剧。他塑造人物性格适当引入了闹剧因素，充分运用日常语言等方面对喜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莫里哀于1673年病逝。
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年6月6日－1684年10月1日），出生于法国西北部的鲁昂，是十七世纪上半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人，与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并称法国古典戏剧三杰。主要作品有《熙德》le cid 、《西拿 》Cinna、《波利耶克特》Polyeucte和《贺拉斯》Horace等。他的剧作题材丰富，内容深刻，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高乃依极富英雄主义格调的悲剧创作，代表了前期古典主义悲剧的最高成就。
海尔曼，美国剧作家。1905年6月20日生于新奥尔良一商人家庭，卒于1984年6月30日。祖辈为德国犹太移民。曾就读于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在出版公司、百老汇和米高梅电影公司担任剧本审读工作。30年代初定居纽约，开始创作活动。作品多次获奖，在30年代美国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剧作有《儿童节目》、《未来的日子》、《小狐狸》、《守望莱茵河》、《搜索的风》、《树林那边》、《秋园》、《阁楼上的玩具》等。另有自传《一个未成熟的女人》。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2)，美国着名剧作家。一生共4次获普利策奖(1920，1922，1928，1957)，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奥尼尔是一位严肃的戏剧家，他的剧作可以说是美国严肃戏剧、试验戏剧之滥觞。他才华横溢，擅长写作悲剧。《啊.荒野》是他剧作中唯一的一部喜剧。独幕剧《东航加迪夫》。
另外有专门书籍论述《当代美国剧作家》
‘玖’ 夏衍少年,家境贫寒,高小毕业无力升学,在____岁到_____当学徒
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今浙江杭州彭端口镇严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
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本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
1920年，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着。
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
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
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上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着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着及《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一届全委会委员。
195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常务理事。
1979年，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再次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国影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中国影协主席。
1988年，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并致开幕词。
1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1995年，在北京医院逝世。
夏衍在充满惊涛骇浪的20世纪中国文坛上奋战70载，以不知疲倦的独特品格、英勇善战的辉煌业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成为我国卓越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文化战线领导人。
在“夏衍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夏衍艰苦拼搏的一生、卓着奉献的功业，有了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的理解。这位世纪老人在众多的文化领域不倦地开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一
孙家正同志说：“夏衍是中国电影的根。”真乃一语中的。
夏衍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派夏衍进入文化界，并深入到电影界。遵奉党的“将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与郑伯奇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奠定了中国电影重视文学创作与导演运用蒙太奇语言的理论基础。犹如“窃火者”将火种与技艺送到人间。
随后，党组织决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黄子布）为组长的电影小组，开拓左翼文化阵地。他们在上海各主要报刊陆续开辟了电影副刊，发表大批有分量的电影评论文章；加强了左翼电影队伍的组织工作，形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创作力量；大力译介苏联电影创作及理论，由夏衍化名丁谦平翻译刊出苏联有声电影剧本《生路》，这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剧本……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与有力的斗争，促进了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高潮的出现，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不可磨灭地记载着夏衍的劳绩与奉献。
为了摸索电影创作的规律，他成了电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表、手电与笔记本，一部电影要看上几遍。用他自己的话说：“先看一个镜头是远景、近景还是特写，然后分析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用，为什么能感人。一个镜头或一段戏完后，用秒表算算几秒钟或几分钟，然后算算一共多少尺长。这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加以研究，逐渐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
夏衍创作的第一部电影《狂流》，于1933年3月问世，在上海引起轰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新电影真正的诞生。它第一次把摄影机对准农村，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同年，他向观众奉献了4部优秀剧作；此后每年均有两部以上影片问世。10余部姿态崭新的电影，以广阔的生活视野、鲜明的主题思想、巧妙的艺术构思，赢得了广大观众，奠定了他在电影界备受尊崇的地位。
《春蚕》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银幕，开创了将名着改编为电影的先河。这也是将中国新文艺作品改编为电影的第一次尝试，获得观众、文艺界和鲁迅先生的赞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春蚕》又受到西方电影同行的赞美。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又创造性地把《祝福》（鲁迅）、《林家铺子》（茅盾）、《憩园》（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使之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名作，达到电影艺术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夏衍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是一部电影艺术创作理论的重要着作。里面既有从事电影创作的宝贵经验总结，又有电影艺术领域普遍规律的概括与阐述。欧阳予倩评之曰：“言简而意赅，语近而旨远，对于学习编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标。”此书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案头必备的着作。
新中国成立后主管电影的夏衍，还常常动手为他人修改剧本。许多着名影片的脚本都经他亲笔改过，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风暴》、《聂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经他修改的地方多达240多处。邓小平同志曾赞之为“电影医生”。
夏衍对于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不朽贡献难以尽述。在这位前驱者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之际，国务院特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这，就是深受电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师夏衍。
二
夏衍在戏剧领域呈现出卓尔不群的大家风范。他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至50年代止，20年间发表多幕剧、独幕剧、翻译剧、与友人合作剧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而被认为是他的3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作品。他的剧作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使他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独树一帜的着名剧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于其第一部多幕剧《赛金花》的发表、公演与轰动而闻名于世的。
综观夏衍的话剧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确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们是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时代感与娴熟的艺术表现力的有机统一。他的剧作无不环绕着时代、社会与人生展开，但又总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加以表现。因其中大部分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故而内容几乎都与抗战有关，无不贯穿着全民抗日的时代氛围。他善于从社会一隅的现实事象中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成长。他一方面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映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另一方面又寄托无限希望与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剧作每每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他们的悲苦与欢欣。着名评论家唐弢先生誉之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
其二，夏衍剧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长描写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颗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这些人物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让他们蹉跌、创伤、爱憎、悔恨，最终达到一个可能到达的结局。他笔下着重歌颂的正面人物，也总带有缺点，带有时代与阶级的烙印，因而显得更真实、更自然。描写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发掘内心世界为主要艺术手段。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逻辑，要真实。他说，只有真实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过人物真实、复杂的思想感情，才能与观众交流，激起共鸣。他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准确再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练的动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独特的内心感受；他以有机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处环境构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独到的手笔，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艺术功力。
其三，夏衍剧作的艺术结构单纯集中、严谨匀称、意境深远，与他整个艺术风格相统一。他的戏剧情节总是紧紧围绕着主题而发生、发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戏剧结构的起承转合，讲究布局谋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说他的戏过于平淡，我们恰恰认为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正是他不同于别人的艺术追求。他总是把笔力用于渲染冲淡、深远的意境，从中深入刻画人物精神的振荡、心灵中的搏斗，比如《法西斯细菌》。他的剧作结构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迹，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作家的匠心，仿佛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这正是夏公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
夏衍的剧作，对后人显示着悠久的艺术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见的戏剧观念，对戏剧创作艺术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对于后代同样具有长久的启迪作用。
三
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夏衍首先以翻译外国理论书籍及文艺作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以翻译家沈端先的名字为文坛所知。他的第一部译着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撰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本最早、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着作；也是经过他的笔，第一本被介绍到中国的关于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出版后在妇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早期妇女运动工作者胡子婴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及过，她们当时组织妇女进步团体时，特地选用此书作为学习教材。此后，夏衍又以不倦的劳动翻译了许多进步文学作品与论着，如芥川龙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选译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新兴文学论》等，在进步文化界亦发生过重要作用。由于这方面的显着成绩，1928年成立中国着作者协会时，他被选为9名执行委员之一。
当然，在夏衍翻译事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对高尔基《母亲》的翻译与传播。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巨着，经过他的笔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对于身处在高压下的中国民众，《母亲》是一线点亮心灯的明光。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部畅销书，一年内重版两次，很快遭到查禁，聪明的书店老板把封面由红色改成绿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国禁止发行。文化名人夏丏尊当面质问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并将书名改为《母》，署名改为“孙光瑞”，“破例来个冒牌”，由开明书店一连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读者中的强烈影响是无法禁绝的，它总是生命不息地流传着，直至今天。
1936年6月，夏衍发表了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典范的作品《包身工》，并立即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他是在艰难地、认真地进行大量调查、体验的基础之上，以惊人的透视力，对“包身工”所处的人间地狱作出了精确的判断，得出了深刻的认识，然后运用他特有的冷峻、锐利的笔锋，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人最底层的生活，血泪斑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对西欧、北美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描绘。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当年索洛警告过美国人当心每根枕木下横卧着的尸骸，夏衍则在《包身工》中警告这些殖民者当心呻吟着的每一个锭子上的中国冤魂。直到老人家离去前不久还曾说过：“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固然是他对自己作品过于苛刻的评价，但也从中透露出对这部传世之作客观价值的重视。
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他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时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达12年之久的起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他常幽默地讲，自己只是个业余作者，正业则是新闻工作。从中至少可以让我们感悟到他对新闻战线岗位的重视。是的，12年新闻记者的劳绩，实实在在地体现于约五六百万字的成果。在他自认为“毕生最难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几乎每日不停笔，每天至少一两千字。政论、杂文、散文、随笔……各种内容无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科学、人物、社会生活、时事评论、旅游札记……真可谓丰富多彩、文情并茂。廖沫沙同志在为《夏衍杂文随笔集》而作的序文《凌云健笔意纵横》里就此而论曰：“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报》等报刊上每日必写的社论、报道、补白等之外，他还有十分擅长的一手绝活：自然科学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机无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这样集中地描画与介绍自然界事物的生长变化，或者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论人论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胜，在我国文坛上却还是罕见之作。”于此可用他写于1940年战火频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为佐证，从中很可以看到这位前辈的灵魂。文章写道：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寥寥数百字、讲述了一个涵盖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笔法如此简洁、生动、深刻、透辟，言情言志，惠及友朋。
全国解放后，夏衍自云：“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于是又应《新民晚报》之约，开辟了“灯下闲话”专栏，以匡正时弊，扶正祛邪。20世纪60年代，他又应《人民日报》之约，针对大跃进的失误，以笔名黄似在“长短录”总题下，与文友们连续发文总结经验、评价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读者中流传颇广。
在艺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没有成为夏衍事业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热爱艺术，但不止于艺术。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在艺术家看来也许是不屑一顾的组织、说明、动员、劝解、安置、迎送、争取、营救等工作。这是如此具体、细致、困难、艰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生活、温暖大地的最宝贵的挚情。“夏公”这个称呼始于何时、出自何人的准确结论尚待考证，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文艺界朋友们就这样称呼他了，公，是正直无私的意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公，又是对长者、显者的尊称。当时的山城重庆，是大后方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环境险恶，矛盾交错，困难重重。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工作，获得这样的称呼绝非偶然。据有的老同志回忆，文艺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气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红耳赤的纷争，变作一团和气，他堪称文艺球场上的一位“清道夫”。
夏衍对党有一颗忠诚的心。他童年时家境衰败，在8个兄弟姐妹里最小、也最瘦弱。3岁丧父、全靠寡母辛勤劳作和亲友接济帮助，勉强解决衣食问题。贫穷、窘迫，使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慈母爱怜地称他“洞里猫”。14岁高小毕业，当过染坊学徒；15岁以“品学兼优”被推荐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读书；19岁卷入五四运动的狂潮，发表抨击封建、守旧舆论的激烈文字，得到陈独秀的赞许；20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带着师长们“工业救国”的嘱托，东渡日本求学。在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着作，“洞里猫”的思想深处掀起了波涛，从“工业救国”的“洞”里走出，成为留学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孙中山先生亲自关怀下，指定李烈钧将军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随即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扑面而来的白色恐怖中，共产主义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风采。他彻底醒悟了，毅然走进被血与火包围着的革命者行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找到马克思主义，找到党，他从此坚强而自信。遵照党的思想路线，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璀璨阳光冲破浓重阴霾的时刻到来时，民心大快，万众欢腾！党中央为夏衍平反，恢复名誉，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当益壮，锐气不减当年。他和祖国、人民一起，为崇高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新文化事业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奋斗了20载寒暑春秋。
85岁高龄时，夏衍写成长达33万言的重要着作《懒寻旧梦录》献给人民。他告诉读者：“我这个人很平凡，但经过我的这个时代，实在太伟大了。”
在他90岁生日之后，他对身后之事作了不同寻常的安排：
他把价值百万元的藏画，统统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条件是：不要奖金，不要奖状。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用官费送他去日本求学。
他把稀世珍宝《纳兰成德长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条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把他引上斗争的舞台。
他把价值连城的珍贵集邮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他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
他还有什么可捐献的？字画、长卷、集邮、藏书，再珍贵也是有价的；而他对祖国、对事业的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却是无可估价的！
夏公以95岁高寿离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
于今，夏衍的才干、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夺目的人文精神已汇入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时，他又以现代人的至高品格丰富了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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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夏衍简介 急!!!!!!!!!!!!!!!!!!!!!!!!!!!!!!!!!!!!!!!!!!!!!!!
剧作家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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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30日生，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笔名蔡叔声等。浙江杭州人。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4年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学生运动，创办进步刊物《浙江新潮》。1920年毕业后公费保送到日本深造。1921年考入日本北九州户（火＋田）町的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学习。曾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回国，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及革命文化翻译工作。1929年参加筹建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左联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33年3月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1936年发表短篇小说《泡》，第一次署用“夏衍”笔名。1937年后，在上海、广州、重庆、香港等地主编《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等进步报纸。1942年—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曾任代总编辑。1946年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工作。1948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委员、香港工委委员、书记。1949年4月到北平，后入上海，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管制专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全国文联常委、副主席、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1954年1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1982年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主要作品有：剧本《狂流》、《秋瑾传》、《上海屋檐下》、《赛金花》、《脂粉市场》、《风云儿女》、《压岁钱》、《自由神》、《白云故乡》，改编了电影文学剧本《春蚕》、《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报告文学《包身工》（1936年6月）等，主要着作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等。与郑伯奇合译了（1932年）前苏联导演的着作《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1962年5月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1994年10月被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1995年10月31日，夏衍骨灰撒放仪式在杭州举行。
网络也有
参考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8/content_2104189.htm